文学五一

第54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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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下虽然朝廷还没有明文规定,但张博志与北平布政使张昺商议过,一致认为社学对标县学,即想要参与科举考试,除了举孝廉、条件好上私塾之外,必须先通过社学进入县州府学,然后进入国子监或直接参与科举考试。
    只有这种向上升的路径确定下来,固定下来,百姓才会真正重视起社学,愿意将孩子送到社学中来。
    事实上,开春时许多百姓宁愿自家的孩子种地当劳力,也不愿送到社学中来,还是张博志带人劝说了许久,说了无数的话和道理,这才让社学有了生机。
    张博志走访过许多百姓,也了解过百姓不愿送孩子上学的原因,归纳为三类:
    其一,劳力,干活。
    五十亩地啊,生了娃不就是为了种地的,读书,那是啥东西,祖上八代都是农民,不是读书的料。
    其二,学不出来。
    天下学子无数,考试难度那么高,朝廷三年才取那么几百人,分散到全国,能有几个是移民的孩子?与其当个书呆子,还不如早点干活,存点钱娶亲生子,繁衍后代。
    其三,心疼孩子。
    说先生体罚孩子,鞭挞绳缚,若待拘囚。
    这点张博志没办法反对,也反对不了,在洪武朝时,一些县州府学,包括国子监,对学生的体罚问题都是很严重的,国子监因为在京师,受到的关照最多,不过他们比较幸运,体罚不多,砍头的多……
    以至于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仇寇而不欲见”的场景,不过这种问题在洪武后期得到了缓解,原因是朱元璋的精力大不如从前,没空管教育这块。
    为了彻底打消百姓顾虑,也为了规范社学,张博志、孙举文连同上百名“社师”,经过一个多月的商议,编写了一份《社学教条》,而这也成为了大明第一份规范社学发展的倡议公约。
    在京师的朱允炆正翻看着《社学教条》,这是一份地方性公约性质的倡议,但此时此刻,朱允炆决定将其略作修改,形成朝廷文书,公之于众。
    “这份《社学教条》是北平布政使张昺送来的,张博志、孙举文主笔、百余社师倡言所作,其中内容解决了社学诸多问题,朕以为可行,你们看看。”
    朱允炆对内阁解缙、国子监祭酒杨士奇、司业李-志刚三人问道。
    解缙三人看过之后,连连点头。
    杨士奇称赞:“此《社学教条》开篇明义,调理明晰,又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核心,适合社学学子。且其倡议彻底取消束脩,以降低入学门槛,关照穷困之家,是为大善之事。”
    李-志刚表态支持:“国子监革制在先,天下府州县跟之,然许多地方社学依旧遵循洪武时期的规制是不妥的,当改弦易辙,对标县府学主张。”
    解缙低着头审视着《社学教条》,肃然道:“张博志、孙举文主张遵循因材施教,视孩童实际而教学,不以教学而教学,是为大才,大智慧。”
    朱允炆欣慰不已,道:“你们看其才,朕看其法。社学课表朕看过,虽有些宽松,然又贴合百信生活,须知许多十一二岁的孩子在乡下已开始挑大梁了,黄昏准其课业结束,帮衬下家里,是一件好事。学问虽在学,然不宜古板。”
    “那臣将这一份《社学教条》抄录下来,发向各地先州府与社学?”
    杨士奇请示。
    朱允炆微微摇头,道:“这份《社学教条》是不错,但只三门课是不够的,朕想在课业中加一堂课。”
    杨士奇不解,解缙问:“杂学已在其中,之所以没有明确说明,是因为杂学训导太少,只能视训导之才而定。”
    训导掌握了什么杂学,那就教导什么,会兵法教兵法,会农学教农学,会商学教商学,什么都不会,那也没关系,国子监有课本,照本宣科总会吧……
    朱允炆接过解缙手中的《社学教条》,提笔写下两个字:
    蹴鞠。
    解缙皱眉,提醒道:“皇上,蹴鞠不是学问……”
    朱允炆没有回答解缙,而是说道:“不仅社学要有蹴鞠,县州府学、国子监,都需要加入蹴鞠课程,说它是课也好,说它是课余活动也罢,朕不管你们用什么法子,每十日教学,须有不低于三个时辰的蹴鞠训练。”
    “这……”
    杨士奇有些为难。
    国子监现在已经排满了课程,还要分出三个时辰去踢蹴鞠,这个时间从哪里砍啊……
    解缙不知道朱允炆怎么想的,蹴鞠这玩意又不是学问,踢再好也不能服务于科举,实在是有些鸡肋。
    李-志刚保持沉默,事情不明,自己不懂,跟着祭酒表态就是了,他啥态度,自己就啥态度。
    朱允炆知道这些人都是“唯学问”论的家伙,只好从荷尔蒙,不,是精力旺盛,强身健体,团队合作等方面阐述,这才让几人明白,教育不能光“德”、“智”,还得有“体”。
    不信看看朝廷官员的身板,如果举办一场文官与宦官百米赛跑的话,朱允炆敢肯定,百分之八十的文官是跑不过宦官的……
    “一月份时,张博志、孙举文曾提议社学、县州府学独立于地方,不受县府管辖,直接由国子监或礼部管理,你们认为如何?”
    朱允炆询问。
    解缙犹豫了下,道:“将教育从地方府衙中独立出来,朝廷管控会更为容易,然教育毕竟是地方政绩考核重点,受吉安府入选十优州府影响,各地兴办私塾之风大长,社学眼下又集中在移民之地……”
    杨士奇也不赞同完全独立于地方,提出反对:“张博志、孙举文两位先生是好意,也是为社学发展着想,但无论是社学、府学,毕竟建在地方,若完全脱离地方县、府衙,很可能会导致一地主官不重教育,反而有害。臣建议在考核中尤其重教育一项,将其与人口、田产等视为第一考核项,以激励地方更重教育。”
    朱允炆思考之后,认为解缙与杨士奇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如果教育不与地方利益挂钩,地方定不重视,完全设置教育部门直管各级学校是不合适的。
    李-志刚提议:“皇上,虽然将社学、府学等直归礼部不妥,朝廷却可以明确社学出路,以安百姓心思。”
    朱允炆笑了。
    没错,社学、县学等收归朝廷直管是行不通的,但社学肄业之后进入县学的上升通道是可以确定下来的,两者并不矛盾。
    至此,大明教育系统得到了完善,补全了洪武时期缺失的一角,朱允炆的大教育战略终迈出了第一步。
    社学(包括京师初级学院)、私塾、家塾,成为了大明初等教育的主力,县州府学构成了中等教育,国子监一家独大,站在了大明教育的顶峰。
    然而在大教育战略推动之后,朱允炆遭遇到了执政以来最大的国内危机:
    旱灾与涝灾。
    老天是不给面子的,哪怕是朱允炆仰头看着老天,它也没有赏个脸。
    五月,凤阳府大旱。
    五月中,松江府暴雨。
    一场巨大的天灾,逐渐席卷而来,让满朝措手不及。
    朱允炆坐在奉天殿,声嘶力竭,下令户部、工部全力运转,朝凤阳、松江府调拨大量粮食,与此同时,解缙去了凤阳,茹瑺去了松江府,郁新去了苏州。
    内阁大臣一次出去三个,可见问题之大,情况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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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百四十一章 先为君,后为父(一更)
    凤阳旱灾,朝廷早有准备。
    然而在进入五月后,事情变得严重起来。
    早在四月初,朝廷为应对凤阳府旱灾,准备了两州五县的赈济粮食,比往年还多准备了三个县。可到了四月底,旱情一日重于一日,蔓延至三州八县,五月中旬,整个凤阳府五洲十三县全部大旱!
    然而旱情远不止如此,一封封急报文书不断传入京师。
    淮安府淮安大旱!
    庐州府合肥、六安大旱!
    河南归德府鹿邑、永城、商丘、宁陵大旱!
    朱允炆看着解缙的奏折,心都在颤抖,一笔笔文字,如同刀扎在心口。
    “臣解缙于临淮再拜言,五月起,凤阳天干地燥,烈日如焚,大地龟裂,颗粒无收!百姓哀鸿遍野,流离荡析,不得其所,相属于道,草木为粮,不堪言状……”
    通过文字,朱允炆可以想象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场景,虽然朝廷事先准备了应对之策,甚至还打算动用淮安粮仓,可灾情一日三变,加上淮水已是枯至无法行船,想要运粮,只能用人推!
    烈日灼人,白日运粮如其困难,只能赶早、赶晚。
    北方大面积大旱,已足够让朝廷吃力,可偏偏在此时,南方出现大涝。
    大涝的区域是吴淞江一线,波及松江府、苏州府等地,这里可是大明重要的产粮中心,经济重地,不容有失!
    夏元吉调查过吴淞江、太湖流域,指出了其容易涝灾的问题,并拿出了疏浚吴淞江的方略,只不过方略正由工部勘验尚未执行,吴淞江就出现了涝灾。
    苏州知府姚善上奏:“五月淫雨十余日,大水淹没吴县,禾尽没,坏民舍漂溺,大水灌城……”
    松江知府周继瑜上奏:“松江水溢,骤水,船行桥之上,毁房屋无数,民无以充饥……””
    茹瑺、郁新在松江府、苏州府救灾,没有说太多的问题,就提了两个要求:
    给粮!
    给船!
    朱允炆下令大明水师抽调八成船只冒雨进驻松江府、苏州府,全力参与救灾,下令中都守备卫所全部出动,转为运粮、运水队伍,同时调京军五万,由徐辉祖亲自带领,前往凤阳一线运粮。
    粮仓的设置与粮食储备,在这一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无论是淮安粮仓,还是京师的金川门外粮仓,各先后调出了三十万石粮食,奔赴各地灾区。
    朝廷驿使两人四骑,每日都有不下五批次奔出京城,发给各地的文书中带着不可违背的圣旨:
    全力救灾,力保百姓!
    朱允炆不允许灾民无序流动,命令受灾各地将所有受灾百姓集中安置,开放所有能开放的粮仓,哪怕是地方储粮不够,就赊取地方富户粮食,但凡囤积居奇,哄抬粮价,一律抄没家产!
    命令河南布政使司、山东布政使司、北直隶全力支援凤阳、淮安、泸州等地,并下令各地都司抽调军粮储备,投入旱灾救援之中,命令杭州府、江西布政使司调粮、调船东进,救灾太湖流域。
    奉天殿。
    朱允炆传召国子监祭酒杨士奇、医学院院长匡愚、副院长郁震,严肃地说:“御史提醒朕灾民聚集,一旦无以就食,怕会生变,朕知其害,可若放任百姓流离失散,各自乞生,奔波于野,又会死多少百姓?饿殍满路不是朕的大明!”
    “眼下各地受灾百姓汇聚,开挖深井、粮食运济都在进行之中,接凤阳各地文书,百姓虽是人心惶惶,却还是相信朝廷,并没有与县衙州衙起冲突,皆是听从安置。解缙送来文书,说大灾再难,尤有可克,疫病一起,神仙难救,让朕派医学院人参与救灾。”
    匡愚凝重地说道:“若应对不妥,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百姓集聚,一旦瘟疫发生,定会致死无数,臣请带人前往凤阳等地,处置病情。”
    郁震言:“臣请去太湖一带。”
    杨士奇也知事态紧急,旱情不是一日可解,道:“那医学院就提前实训,分散地方吧,不过为了保证安全,臣请安排护卫随行。”
    “大可不必。”
    匡愚拒绝杨士奇的好意:“医者入乡,只为治病,不为其他,百姓定不会加以伤害,若能多派人员,不妨安排运粮吧,旱情怕会持续几个月之久。”
    朱允炆慎重考虑之后,答应了匡愚、郁震:“那就请两位先生,各带人手前往凤阳、太湖等地吧,但凡所需,可告地方,朕命其全力配合。若有急需,可找寻军士递送文书到京师。”
    “臣等领旨。”
    匡愚、郁震答应。
    朱允炆送走了杨士奇三人,工部尚书郑赐、侍郎黄福、姚广孝已至殿外,不等两人行礼,朱允炆就问道:“百姓安置是一个大问题,北方旱灾,无数百姓涌入县州府,需要安置,南方大水毁屋无数,苏州也有受灾,松江府百姓流离失所,工部方面应安排要员亲至地方坐镇。”
    姚广孝道:“皇上,眼下大报恩寺与英烈碑施工已进入正轨,无需每日监工。臣愿去凤阳等地,督建安置场所。”
    黄福有些意外,看向姚广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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