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十三年(797)，“义成军节度使李复疾笃，监军使薛盈珍虑变，遂封府库，入其摩下五百人于使衙。军士恟恟，坦密言于盈珍，促收之”。
    贞元十五年(799)二月，宣武军乱，杀节帅陆长源及判官孟叔度，“监军俱文珍密召宋州刺史刘全谅使总后务。全谅至，其夜军复乱，杀大将及部曲五百人乃定”。
    长庆二年(822)七月，节度使李愿因“不恤军人”且“以威刑驭下”，由是“群情聚怨”。导致宣武军乱，军将趁势推牙将李岕推为留后。汴州监军姚文寿与兵马使李质合谋“斩李岕及其党薛志忠、秦邻等”乃定。
    另附文说一下本书中宦官监军的历史背景：
    宦官监军之所以取代了御史监军，首先是因为宦官从性质上来说是皇帝家奴，容易得到帝王的信任。宦官是宫廷中料理皇帝起居饮食、洒扫传达的侍应，他们朝夕侍奉天子，久而久之，容易与皇帝形成亲近关系，相比较与外朝的官员来说，皇帝从心理上容易倾向于信任宦官，认为他们更容易服从，听命于自己，不像外臣、尤其是宰相那么难以搞定——想想当时能够将皇帝制敕一言封驳，直接将之打回中书省重拟的门下侍中，换了你是皇帝你也不乐意天天看着这么个老头儿不是？
    后人评论唐朝，有三个皇帝获得较高评价，分别是太宗李世民、玄宗李隆基和宪宗李纯。这位宪宗皇帝的最大功绩是主持削藩，而且取得巨大成就，出现元和中兴。这位宪宗皇帝曾贬吐突承璀为淮南监军，他问李绛：“联出承璀何如?”李绛说：“外人不意陛下邃能如是。”宪宗说：“此家奴耳，向以其驱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违犯，联去之轻如一毛耳！”
    可见，在皇帝眼中，宦官是家奴，相对于那些勋臣宿将来说易于操控，而且可以任意贬黜。而且宦官作为皇帝亲近之人，有时也的确为维护皇权出力。
    举个诸位看官熟悉的人物为例子：上元元年（760年），已经是太上皇的李隆基被逼“迁居”。李辅国戎服领兵而来，被高力士喝止，李辅国上前斩杀了高力士的一个侍从。李隆基和一干随从都十分惊吓，只有高力士毫不畏惧，对挡道的士兵大声喊道：“太上皇问将士们好，还不赶快放下兵器，高呼万岁！”兵士们被高力士的凛然正气所震慑，纷纷刀剑入鞘，跳下马来，向玄宗高呼万岁。高力士还不罢休，又大声喝令李辅国：“还不赶快给太上皇牵马护驾！”李辅国虽然权倾一时，但面对这种情况，也是进退失据，嚣张气焰顿时被打下去了，只好乖乖地把玄宗护送到西内太极宫。
    再者，宦官作为刑余之人，生理上的缺陷使得他们对皇权的渴望和威胁远不及外朝的官员们来的小，在皇帝与藩镇节度使的权衡中更倾向于维护皇权，而不像一般朝臣比较容易被地方藩镇势力所吸纳。虽然自元和之末，宦官威势日盛，“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权出人主之右”。但他们并没有却而代之，再怎么变着花样闹，所立的始终是李氏子孙。
    宦官所立者皆是李氏子孙，它至少确保了李氏天下的延续，避免了唐前期朝臣和氏族势力左右皇位继承的情况，从而保证了皇权传承的稳定。而如果是朝臣权力过大，就有威胁皇权，取而代之的可能，这在唐以前的历史中就已经无数次出现过。对于唐朝皇室来说，太宗朝的争储，武后时期的屠戮以及安史之乱的影响都无时无刻提醒着他们要提防那些勋臣宿将。相比较之下，身为刑余之人的宦官自然更容易让皇帝最为放心。
    再有就是，重用宦官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安史之乱期间及之后朝臣的表现令皇帝非常失望，使皇帝愈发不信任朝臣，不愿意再给他们过多的权力。文武大臣众多的投降变节行为，使皇帝对臣下的猜忌加深。德宗建中元年先有张涉受贿、又有薛岂盗隐官物。二臣继以赃败，自然被宦官抓住把柄，他们说：“南衙文臣赃动至巨万，而谓我曹浊乱天下，岂非欺周邪!”结果是“上心始疑，不知所依仗矣。”
    当时唐朝皇帝在任用谁掌握禁军的领导权的问题上曾十分犹豫不决。宦官典领禁军最早始于代宗广德元年，正式形成宦官典军制度则是在德宗贞元十二年，但是在这期间有很长一段时间禁军领导权并不在宦官手中，而是在朝官手中。
    大历五年，代宗诛杀鱼朝恩后，宦官不再典兵，其后禁军分别由朝臣王驾鹤和白志贞典领。及至德宗建中四年十月，径原兵变发，乱兵入京师，德宗逃至奉天，由朝臣白志贞率领的禁军并未能召集，惟有宦官霍仙鸣带领百余名宦官随侍护驾。这一事件打破了德宗倚重大臣的想法，回京之后，他毫不犹豫地就把禁军交还给了宦官。
    想想也是，径原兵变的关键时刻，朝官典领禁军失职不能发挥应有作用，而宦官却能保驾护航。作为中央直属的禁军，皇帝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随意妄为，禁军最终落到宦官手里与朝官本身的表现不佳有很大关系。由此也形成了权阉出则为监军，入则为枢密的一个晋升过程。
    宦官监军当然也不是都是正面的，有一些监军的宦官权力甚大，他们牵有时会制军队统帅，如严缓在太原时，“军政一出监军李辅光，缓但拱手而已”。使军队不能灵活机动地行动，致使常常贻误战机。所以如果监军不懂军事，却常常于顶军政，使军令不能统一，这就会很大程度地消弱了军队的作战能。宦官在军中“权过节度”，一手遮天，将帅则帷命是从，俯首帖耳。监军“侵扰军政，将帅不得专主。”、“大将兵柄不得专，恩臣敕使迭来挥”。结果使“戍卒不隶于守臣，“城一将，一旅一兵，各降中使监临”。这些也是历代史家经常批判宦官监军的主要弊端，并且也是客观存在的问题。
    但是监军使与节度使一样，是作为中央直接任命对藩镇实现统治的代表，是国家行使权力的象征。唐代朝廷颁发的诏敕一再强调监军使监临藩镇是“庶邦公事”，由此可以证明监军使与节度使的权力同样通过朝廷以颁布诏敕令的形式来获得的，并昭告天下，因此，监军使与藩帅分享藩镇的决策权与管理权并不存在所谓“僭越”或“干政”的问题。但是两者之间也确实存在职责界限模糊、职权分工不明，很难分辨。
    本书正文中说宦官监军的负面评价远大于正面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具有浓厚“正统”思想的儒家士大夫，其内心深处充满对那些作为帝王家奴“刑余之人”的不屑，忽视了监军使的权力来源是完全合法的这一事实。这属于个人观点，一家之言，众看官请自行理解。
    本书正文中还说在平定叛乱，维护皇权上，监军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是真的。他们坚定地维护本镇的稳定，对于本镇外的动乱，只要朝廷发布命令，监军使总是积极参与，始终与中央站在一起。即便臭名昭著的程元振、鱼朝恩之流，他们在王朝遭遇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前，同样与中央站在一起。程元振，至德中与肃宗“从幸灵武”且“翼卫代宗”，且与李辅国“助(上)讨难”，一度曾“帅兵经略河北”，在代宗的《长流程元振诏》中，虽指责他“性惟凶腹，质本庸愚”，但也不否认其略有“微劳”的事实。
    至于鱼朝恩，宝应元年(762)的相州之役后，他以天下观军容使的身份监临中原藩镇，统帅神策军镇守陕州。广德元年(763)九月，吐蕃、党项入犯京畿，代宗被迫“驾幸陕州”的危难时刻，时“禁军不集，征召离散”，鱼朝恩率“大军逮至迎奉，六师方振”，立下了迎驾大功，故“帝德之”，由是“深加宠异”。
    宦官监军使，它们作为朝廷在藩镇的平衡的力量，广泛地存在于唐朝中后期的藩镇之中，有效地遏制了藩镇进一步走向分裂的势头，加强了中央对藩镇的控制，但也带来许多消极的影响。例如监军使举荐非人者有之，贪赃枉法者有之，统军无方者有之，妒能忌功者亦有之。由此常常造成政治上的失误以及战争中的失败。需要指出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监军使的政治品质与工作能力存在着莫大的关系，而不能将此完全归结为监军制度的本身。
    所以，不可否认的，在唐代君主与宦官之间，事实上也存在着许多显著的矛盾与冲突，不过这更多地体现在中央层级，而在地方的现实生活中表现的并不十分明显。在藩镇中，监军使作为朝廷的代理人，忠实履行中央的使命，宦官与皇权呈现出政治上的共生关系。监军使对王朝的“忠诚”，实际上反映了宦官对于皇权的依附，他们之间结成牢固地政治命运共同体，特别在王朝遭遇严重政治危机的情况下，监军使总是坚定地与中央站在一起，所以我们很容易举出众多的监军使协助或统帅藩镇军、神策军讨伐地方叛逆的事证，却很难找出监军使勾结节度使公开反抗皇权助封为虐的例子。
    监军使作为保卫皇权、加强皇权的工具和王朝危机中的一个重要支柱，对于维护中原藩镇政局的稳定，确保中央对这一地区的有效控制，它虽不能保证大唐江山万年，但至少在暂时延缓了王朝的灭亡这一点上，应该得到肯定。
    第210章 力挽天倾(十九)
    李曜双眸微微眯起，面上露出一抹若有似无地笑容，反问道：“监军果然如此以为？”
    张居翰笑道：“自然，自然，节帅领五百而敢鏖战府谷，率三千即可纵横中原，自古用兵之神妙，存乎节帅一心，况如今麾下虎贲五万，试问天下虽大，何处去不得？节帅功宣荡寇，志展勤王，更是国朝一等一的大忠臣，昔日曾有‘建功未必狼居胥，报国岂止玉门关’之绝章，奴婢以为君子慨然一诺，纵驷马亦难追矣……”
    李曜见他在言语上给自己挖坑，心中哂笑：“在我面前玩我最拿手的把戏，当真是要班门弄斧么？嘿，倒也不急，今后时日久了，你自然便知道，在我李某人面前，玩什么也别玩文字把戏，要坑我？你还缺了一千多年的修炼！”当下居然点点头，面色淡然地打断张居翰的话道：“如此甚好，既然监军信任，那么……出兵关中以迎圣驾之事，便先放上一放，异日再论便是。”
    他看似一脸漫不经心，眼角余光却敏锐地注意到张居翰面颊微微一抽。不过除此之外，此人竟然别无其他表现。
    李曜心中微微一紧，暗忖道：“此人倒是颇有城府，若非我说得这般漫不经心，似乎丝毫未将皇帝死活放在眼里，只怕他连这点异色亦不会叫我看出来。不过，你究竟不如我多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可供研究，你们心中的想法，我虽不敢说洞若观火，但猜个大概，总是不难。”
    众将见李曜如此直接地将张居翰的话头给强行掐了再地顶回去，也是面色各异，互相眼神交流了一下。
    李曜视如未见，淡淡地道：“好了，出兵之事，今日且暂止于此。某自出镇河中，许多人都在观望，看某打算如何治理这中都重镇，或许你们也有此疑问。今日陛下授某使相，不如便趁此机会，说上一说。”
    众人一听，俱是精神一振。李曜自任蒲帅，除了将开山军和原护国军打散重编算一件大事，其余都是小打小闹，连万众瞩目的河中军械监改组扩编之事，也进行得并不甚快，目前只是从大王那边要来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张敬询充任掌监而已。因此，他们对于节帅下一步将要进行的安排，也是相当好奇。只是碍于李曜数年来一贯算无遗策，他们一时没找到机会问起罢了。
    李曜见众将纷纷坐直，这才说道：“我以为治国也好，治藩也罢，所求者虽是万万千千，但终归，要结于‘富强’二字。因此，某治河中，所求者，富强而已。”
    他微微一顿，道：“富强，富强，富为强之基，强为富之倚。有富无强，如孩童持璧，奸邪之辈必然巧取豪夺，此富，不过一时之富；有强无富，如萤火流星，一时光鲜亮丽而转瞬成空，此强，不过一时之强。昔商君之论富强也，以耕战为务。如今我之求富强也，更添工、商为要。”
    众人皆知李曜自执掌河东军械监以来，其工坊、商道获利可谓无数，但此刻听他竟然将工、商提到耕、战一般高低，就算以大唐思想之开放，仍不禁错愕惊诧。
    李曜却微微一笑，泰然自若道：“我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治国治镇，以耕战植其基，而工商扩其用也。世人皆谓我致富有术，实则非工不足以开众商之广源，非商不足以通天下之财货。此所谓工为商之基，而商为工之用也。”
    憨娃儿挠了挠头，郝然道：“节帅，俺听不懂了。”
    李曜哈哈一笑，见众人也有不少人一脸迷茫，便解释道：“我这话的意思是，耕战乃是工商的基础，只有耕战做好了，工商才能做成功。而工商为何要做成功呢？譬如说当初我任河东军械监掌监之时，大王主战，战无不胜；盖公主耕，仓禀充足。因此我便可以将军械监改制、扩大，建立那十数个司，各司其职。有冶铁铸造者，有水路运输者，有通商天下者，有精于甲兵者，莫衷一是。然则他们其实可以两类概括：工、商。无论是专精兵甲，还是广制农具，甚或建房修桥，皆可归纳为‘工’，其本质，乃是生产。而无论水运、陆运、走货、仓储，还是广开店铺等，皆可谓之为‘商’，其本质，乃是流通。而河东军械监之所以在短短数年之内富甲一方，交通天下，究其原因，无外如是。”
    张居翰微微蹙眉，想了想，终究一句话也未说出来。反倒是李袭吉道：“只恐有人要非议节帅与民争利。”
    李曜老早就想过会有这种情况，淡然一笑：“李支使，若你是这些人，你会如何责难于某？”
    李袭吉微微一怔，继而笑道：“譬如说军械监有农用司，下辖二十几个农具工坊，这些工坊建立并开工之后，其附近周遭的铁铺大多惨淡经营，甚至只能关门大吉，这岂非就是与民争利，使这些祖祖辈辈打铁的匠人失去了谋生之道？”
    李曜摇头道：“此等谬论，实是不值一驳。就说你这一例，军械监要开设二十多个农具工坊，其中匠人何处寻来？自是先寻有此技能之辈，若其不至，再寻他途，或收学徒，或招流民，聚而教之，而后可用。而一旦工坊建成，农具可使天下更多人耕作方便，工坊可使流民、穷苦之辈寻一饱餐之所，而即便那些祖辈打铁的工匠，军械监也给过他们选择……如此，何来与民争利？分明是大利天下。可道，某曾如何教你这利义之辩？”
    冯道在一边正听得有滋有味，忽听老师问起，连忙起身，拱手长揖一礼，恭恭敬敬地道：“回老师话，老师曾说：为天下谋利，此大利便是大义。”
    李曜见他记得清楚，满意点头：“不错。”
    他正欲向自己麾下讲解自己的致富经，然后合盘托出“河中富强计划”，谁知张居翰忽然问道：“节帅这话说得极好，只是奴婢有一事不解，想请节帅为奴婢解惑。”
    李曜心中一动，面上丝毫不露，淡淡点头：“监军请问。”
    张居翰道：“节帅说为天下谋利，是为大义，然则历朝历代均要收取赋税，此非为天下谋利，却是取天下之利……敢问节帅，难道这都是背义之举？”
    第210章 力挽天倾(二十)
    张居翰道：“节帅说为天下谋利，是为大义，然则历朝历代均要收取赋税，此非为天下谋利，却是取天下之利……敢问节帅，难道这都是背义之举？”
    他这话一问出口，在场之人无不变色，气氛顿时紧张，李曜却面不改色，仿佛回答一个再寻常不过的问题，道：“古有夏之‘贡’，有周之‘赋’，自此我中华征税不决。如鲁国增‘初税亩’，秦、汉则分土地税、壮丁税、户口税等，更见详细。”他环视众人一眼：“某想请问，何为税也？为何赋税也？”
    这等问题，众人哪曾细思，当下都是沉吟不语，李曜见张居翰也面有思索之色，便道：“所为赋税者，的确取利于民，然则只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如何会是背义之举？若天下无赋税，则朝廷不得运转，朝廷不得运转，则无公理正义之执守，如此一来，作奸犯科之辈如何得到膺惩？忠孝仁义之人如何得到褒赏？更何况，若无朝廷，一旦有个天灾地祸，谁来主持大局，救助难民？若无朝廷，夷狄之辈戮我民众，我泱泱中华，何以留存！因此，赋税者，实为天下大义，实乃天经地义！”
    他顿了一顿，忽然又补充一句：“不过，这赋税本身虽是大义，却也要讲究两点：一便是某方才所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二则是，征取有度，不可有杀鸡取卵之谬。”
    李曜这番解释，在后世再平常不过，在此时却也算少有的说辞，众人听了，各自称是，张居翰也只能拱手道：“节帅所言极是，奴婢受教了。”
    李曜心道：“张居翰虽是有用之才，却要先将之降服，才能化有用为可用。如今他初来我处，心中所念全是皇帝，怕不是一日两日便可更张其心，唯有先使他融入我河中，才能慢慢影响。好在他自知朝廷此时对我并无多少约束之力，干脆主动交了军权，只留三百牙兵看护监军使府，如此我便不怕他能起别样心思，只消将他绑在工农产业之上，让他见识我搞经济的手段，不怕他没有服气的一天。至于出兵关中接驾，如果历史的发展还会随着原先的轨迹行进，此时便不是我出兵的最佳时机，我还需忍耐一些时日才是。”
    他心中既有成算，便不再赘言，只将自己近日来对河中经济建设的一些问题换了唐时思维，改头换面地向一众幕僚、将佐道来。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却说晋王李克用自洹水之败，长子丧命，元气大伤，出兵关中勤王虽胜，但也因朱温偷袭河中，多少折损了些人马，回到太原一盘算，此番出兵前后损失近两万，还将手头最有战斗力的开山军分去了河中，手边实力有些捉襟见肘。更因河东大旱，募兵又有些麻烦，因此休整了一月。前两日接到李嗣昭与李嗣源二人的报讯，说是幽州局势出了岔子。
    原来他二人领兵悄然潜行至幽州，刘仁恭果然淬不及防，当下便丢了幽州城，但李嗣昭、李嗣源二人进去刚刚救出高思继，便发现幽州城中并无多少兵马，高思继在幽州军中根基深厚，各处一问才知，刘仁恭见李克用迟迟未曾答复，虽然并未太过怀疑，但却趁此机会剪除军中异己，将幽州附近大军调往北线跟契丹人打了两仗，找了些理由将军中不服之辈清除。而李嗣昭二人此来，他见事情败露，幽州城难以困守，遂领兵往北去寻大军去了。
    李嗣昭与李嗣昭闻言不敢怠慢，立刻整编城中守军，结果连同自己带来的兵马，尚不足五千之数，而刘仁恭在北线的大军足有六万有余，其中不少还是原先河东的劲卒。二人虽不畏惧，却也知道守住幽州胜算太低，遂一边整顿城防，一边派出信隼飞报太原。李克用闻听此番意外，正欲重整旗鼓，再伐幽燕；忽报延王李戒丕来见，忙令接见。
    延王一见晋王，当即哭倒在地：“王兄！扶危助难，复兴唐室，就指望王兄了！”
    李克用大吃一惊，忙问：“王弟如何说的这话，莫非官家又有患难不成？”说着连忙上前扶延王坐定。
    延王定定心神，咬牙道：“那逆贼李茂贞，实是贼心不死！二次犯阙之时，已被王兄打回原形，本该安守本分，守好藩篱。官家自有石门之幸，深知身边没有得力的禁军，必为此等逆藩所迫。回銮长安之后，即招募新军，是为安圣、捧宸、保宁、宣化‘殿后四军’，共计不过两万余人。令我等八位亲王统领，勤加训练。官家自招兵马，诸镇有何可言？偏是那李茂贞便以为官家实欲讨他，扬言要诣阙讼冤，竟率兵三次犯阙。圣命以弟与通王滋、覃王嗣周分统诸军驻屯三桥，以拱卫近畿。然而禁军新募兵勇初次上阵，不敌李茂贞，王师遂遭败绩。如今李茂贞三逼京师，而关中籓镇已没有可依靠之臣，弟建议官家自蒲津渡渡河，过河中而投王兄这祖宗龙腾之处避难，故而先赶来告诉王兄一声。还请王兄速作准备，迎驾为是！”
    李克用虽惊，仍然点头道：“官家有难，孤岂能置之不理！”他微微一顿，又问：“王弟，我儿亚子在官家身旁可好？”
    延王连忙回道：“王兄不必挂念，贤侄聪明伶俐，博古通今，尚能学的伶人填词作歌。官家甚是喜爱，这些时日以来更是亲授学业。弟曾答应将贤侄毫发无损交还王兄，此番銮舆幸太原，贤侄也自会同归，王兄父子便可团聚了！”
    “迎接圣驾，人臣职分！”李克用说完忽然一顿，迟疑道：“王弟此来，可有先到蒲州，将此事知会我那存曜孩儿？”
    延王忙道：“弟与枢密副使薛齐偓一来太原，一去蒲州。”他说着拱手道：“说来还要贺喜王兄，官家不仅将王兄请立河东四面总揽后勤诸事调度大行台之事照准，还为蒲帅加了同平章事，今后蒲帅便是使相了。”他虽与李克用平辈，但因李曜已是大镇节度，也自觉地不去占点口舌上的便宜，不直呼其名，而称蒲帅。
    李克用略微迟疑：“此番迎驾，孤王与存曜吾儿自是没甚多话，谨遵圣意而已。只是存曜前些日子才将河中镇兵全然打散重编，只怕短期内未必有出兵之力……这迎驾之事，怕不要孤王亲自走上一遭了。”
    延王笑道：“薛枢密已飞报于弟，说蒲帅已经答应，一月之后出兵西进，以迎圣驾。”
    李克用听罢，欣然点头：“存曜果然了得，些许时日，便做成此事。如此也好，孤王即刻出兵，一月后正与存曜会合，西迎圣驾。料有我父子二人护卫銮舆，纵使李茂贞狗胆包天，也不敢进犯。”
    李克用话音方落，却有一封书信送来，打开一看，原来是华州节度使韩建所书。晋王看完后却是“啊”的一声惊叫，眼前一黑，当场倒地不醒。延王与庭上张承业、盖寓等人惊得面无人色，慌忙将晋王抬到内室。
    韩建书信上究竟写的什么，竟把晋王气得惊厥？这要先说皇帝闻李曜尚需一月准备，也就坐立不安地等了二十来天，这才真个天子北幸。这日行至富平，已陆续收到杨行密表请迁都广陵，王建请幸成都等奏疏，都是想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天子自然不予理会。然而那华州却在关内，与天子近在咫尺。节度使韩建帐下有一谋士，名叫李巨川，这日献计韩建道：“关中龙兴之地，而明公身侧都是强藩，身处弱势，若能得天子在侧，则可号令群雄，反弱为强。若使天子渡河，明公大势去了！如今河中有那李存曜坐镇，明公岂能自安？倘若再不有所行动，迟早要被太原所并。”
    韩建被他蛊惑，就派儿子韩从允奉表赴行在。奏道：“闻圣人出幸，臣心中甚是不安，已将华州行宫收拾妥当，恭请天子幸华州暂住！”
    昭宗见奏，回韩从允道：“韩爱卿父子既有忠心，朕即授韩卿为京畿都指挥、安抚制置及开通四面道路、催促诸道纲运等使，以维护关内治安，负责督运纲饷至太原。卿可平身，且回去办差吧！”也不理韩从允，继续北行。自有知制诰草拟好制书，请了金印，交付韩从允，不消多说。
    韩建见儿子没能将天子“请”到，忙自领大军赶往行在。昭宗大惊，害怕他又和李茂贞狼狈为奸。当时诸王领着殿后四军的大部在中渭桥断后抵御李茂贞，天子跟前仅有捧日都头李筠的一千兵护卫，根本不能跟韩建的华州兵抗衡。
    昭宗略定心神，喝斥道：“卿此来是要劫驾么！”
    韩建慌忙跪下，顿首涕泣道：“臣纵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劫驾了！只是方今籓镇跋扈的，何止李茂贞。陛下若离开宗庙园陵，远巡边鄙，臣恐车驾一旦渡河，则无复还之期了！华州西距长安不远，控带关辅，臣积聚钱粮，训厉兵马，十有五年，兵力虽微，也足以自固。愿陛下驻跸，以图兴复。”说完又是顿首不止。
    旁边宰相崔胤原本便是朱温一派，自思不能为太原所容，乘机奏道：“华帅所言甚是，请陛下三思。”昭宗一见崔胤，怒从胸中起，恶向胆边生。思及李唐社稷就是被这等奸臣所毁，当下指着崔胤对韩建说道：“去年，李茂贞犯阙，晋王入关，劝朕除恶务尽，将李茂贞一举歼灭。正是这等奸臣勾结乱党，阻止朕从晋王所请，才有的今日李茂贞三次犯阙！朕今日便从韩卿所请，然而幸华州之前，须将这等误国奸臣逐出朝堂！”
    韩建闻言，心中不悦，然也不敢违旨。听天子下诏将崔胤罢相，出为湖南武安军节度使。銮驾遂进入华州。
    李茂贞兵入长安，见劫不得天子，却将长安宫市洗劫一空。大明宫这些年来祸患连连，自黄巢之乱，已是多次被洗，竟已破败不堪了。李茂贞自长安返，顺道巡视了邠州，表示自己正式将邠宁镇纳入了麾下，自授其假子李继徽邠宁静难军节旄。
    而韩建劫得天子，心中却还是惧怕晋王统兵入关，他心中盘算，就算晋王不来，李存曜若是出兵西进，怕也不是自己所能抵挡。这日忽然思得一计，却于天子身旁将李存勖要来，押为人质，幽禁在十六宅。而后修书给晋王道：仆闻晋王幽州有变，恐天子至晋，令王分心，不能专志。故请天子先幸华州，待大王力挫反贼，建定请王入关，辅弼天子，兴我大唐！王若有须建为助者，但请直言，建当奉王所遣，同心戮力。王子存勖，建甚是喜爱，定当待如亲子，请王无忧！
    仆华州王建，顿首拜上！
    晋王前次失了李落落，这次又见到这封书信，怎能不被气得惊厥！刘妃知李克用这几年开始落下一个病根偏头痛，亲自熬下汤药，小口小口为之灌下，李克用许久才悠悠转醒，对延王、张承业等众道：“孤的几个儿子，只有落落、存勖二人，一个勇猛果敢，一个聪慧过人，可继承我衣钵。如今落落已失，存勖不可再有任何闪失！孤即受制于人，处事难免犹豫，你们须谋划好先救出存勖，孤方能安心勤王。”
    延王哭道：“是弟害了贤侄，王兄心中之苦，弟必在天子面前说明。这就回华州复命，拼死也要营救出亚子侄儿。”
    李克用又对盖寓及众将佐说道：“韩建，田舍翁而已，此天下痴物，不自量力，为贼臣当犬马，使我帝室衰弱，最终不是被李茂贞所擒，就是为朱全忠所掳！只是如今……且先不去管他。刘仁恭才是孤心头之恨，腹心之疾！如今嗣昭、嗣源困守孤城，我当出兵救之，再定幽燕。至于天子圣驾之事……与我修书一封告诉存曜，一切由他自行定夺！”
    第210章 力挽天倾(廿一)
    自从河中易主，整个蒲州城在很短的时间内忽然变成了一个大工地。随着河中军械监新任掌监张敬询的任命，蒲州城开始了各种让人目不暇接的建设。特别是在蒲帅李正阳正式受命出任河东四面总揽后勤诸事调度大行台尚书左仆射开始，这种建设的速度和广度，又再一次得到加强。这不，护国军节度使府继两个月前颁布“旧城改造令”之后，三天前又颁布了“新城扩建令”。
    节度使府派出“宣传组”，在蒲州各处人流聚集处张贴告示，并从早到晚不停讲解新城扩建的各项事宜，以求人人俱知新城扩建所为何事。许多民众发现，宣传组的所谓“宣传使”们大多是当地的寒门学子。此次新城扩建令还有一个最令人惊讶的地方就是，这份告示分为两份，其中一份写得文采斐然，颇有王子安遗风，另一份却是糟糕之极，通篇全是市井俚语，连进城卖柴的樵夫都听得明白。
    且不说这后一份新城扩建令引来的种种非议或者赞誉，光说这份扩建令本身的内容，就极其令人震撼。按照节度使府宣传组的说法，节度使府将出资在原蒲州老城以南建筑新城，新城规划面积可谓巨大，等同于一个新的蒲州城，节度使府为其定名为“东升”。
    东升城北接蒲州，西临黄河，东靠东条山，南望风陵渡。总体来看，这一片区域东西窄，南北长，呈扁长状。若再细看，东升城规划范围内，有黄河滩涂、有中条山山地、有水地、也有旱地。
    按照扩建令的说法，整个东升城是一座“军事工业城”，其中各位引人注目的有两处。一是在这个规划中，东升城内将开设一所“护国军事学院”。该学院建设在东升城的最东面，有一半已经建设到了东条山上，另一半则是山下的无用旱地。
    另一处则是在东升城最东北面，也就是护国军事学院的北面，还将建立一所“河中医学院”，规划的“建筑面积”虽然比护国军事学院小了不少，但其东面的东条山居然被划了颇大一片区域，注明其成为“河中医学院”的“药材研究培育基地”。
    这两处所在之所以最引人注目，主要是大伙儿对这两个“院”懵然无知，是因好奇而引起的注目。而如果说真正让他们内心关注的，却是东升城的“工业基地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