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吭声。
    后来也一直没开口说过话，冷漠，厌世。
    尤其是在发现她父母把她全权交给护工照顾，一次都没到医院看望过她时，心如死灰。
    “如果做不到，就不要轻易许诺。”
    这是那晚之后，半个月以来，她第一次同他说话，音量很轻，态度够明确。
    “商渡，我不想见到你。”
    全心全意地陪护，只换来这么一句冷硬决绝的话语。
    商渡愣在那里，目光仍落在她身上。
    只是眼底亮光在一点一点暗淡，挺直的脊背在一点一点垮塌。
    窗外夜色翻涌，土腥味弥漫，蛇形闪电紧跟震耳欲聋的雷鸣，“轰隆——”劈裂少年傲骨。
    久盼不至的雨，在这时，来势汹汹。
    他舔了下拔干的唇，喉结颤着，声音紧涩地哄：
    “晚晚，别这样，嗯？”
    她没理。
    还生着他的气，生周牧和陆卿晚的气，生那些人的气。
    也气自己为什么要多管闲事举报作弊，为什么要擅自离开包厢。
    大概是那句话起到作用。
    第二天，周雨晚没在医院见到他。
    第三天，没有。
    第四天，也没有。
    ……
    他也未曾打过一通电话，发过一条消息过来。
    仿佛人间蒸发。
    中考前，他们一起计划的欧洲之旅，还未开始，现在彻底宣布沉底。
    后来再有交集，是在高中开学不久前。
    那时，她已经出院，在家中静养。
    余曼致电，问她，还要不要跟商渡安排在同一班。
    这问题挺耐人寻味。
    尽管高喊“人人平等”的口号，但在学校里，哪怕是穿着同款校服，尚未出到社会的学生，也会被分个三六九等。
    以周雨晚的成绩，其实是很难跟尖子生商渡分到同一班的。
    从小到大，他们之所以能同班，无非是商渡愿意迁就她，被调到平行班或次重点，又有余女士跟校方那边斡旋打交道。
    以前，他们从未问过她要不要同班的问题。
    好像这已成默认。
    现在却突然来问了。
    周雨晚没及时作答。
    犹豫的那几秒里，在“商渡决定跟她彻底绝交”和“高中不比九年义务教育，他决定进重点班好好学习”之间，拿不准哪个是真相，或者都是。
    但余曼都这么问了，她不想表现得自己好像多在乎似的，便说：
    “听从学校安排吧。”
    这事就这么定下来。
    她尽量不往心里搁，再怎么习惯商渡的存在，也要学着戒掉他，不再事事依赖他。
    做人嘛，最重要的是学会独立行走。
    她一改炫富人设，清光以前晒包包晒珠宝的动态，开始风风火火地做起美妆博主。
    开学后，再收到商渡的消息，是他说他要搬出去住，问她要不要一起。
    她拒绝。
    两人曾有过如影随形的人生轨迹，却在这个青春敏感期的路口，选择背道而驰，渐行渐远。
    高一寒假，有初中的朋友约她外出聚会。
    她去了。
    参加聚会的共有九人。
    ktv包厢的液晶显示器正播放一支mv。
    有人问起商渡的现状，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望向周雨晚。
    她说：“就那样。”
    具体是哪样，她也不太清楚。
    只知道，他很牛逼，稳坐全校第一的宝座不说，还参加不少比赛，拿过不少奖项
    ——事实上，过去一直以来，他都是这样的。
    后来，就听她们问：“那，之前，他跟人打架的事，怎么解决的？”
    见她皱眉，不明所以。
    她们便说详细点：“就是你在楼道被人殴打的事呀，听说后来商渡找他们打了一架，下的死手，动静闹太大，警察都来了，把人给送局子里了，对方好像还坚持要起诉来着……后来怎么解决的？”
    周雨晚愣然。
    她们说的这些，她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
    商瑾周和余曼没同她说过，商渡本人也没同她说过。
    她们还在聊：
    “应该是动了关系，让人和解了吧？商渡还那么年轻，前途无量，家里怎么可能让他留案底？估计连行政处罚都没有。”
    “听说商渡那会儿也伤得挺重，在医院躺了好一段日子。”
    ……
    再后面，周雨晚心不在焉。
    直至聚会结束，她们各自归家。
    天气严寒，南方特有的潮湿气，沉沉地积进衣服布料里，裹着冷意渗入骨髓。
    她独自行走在人来人往的街，霓虹闪烁，车水马龙。
    这座城市愈繁华热闹，衬得心中那座城市愈空虚残破，留不住任何一个人。
    周牧和陆卿晚视她为无物，就连商渡……
    她终于知道，为什么中考后的那个暑假，他再没联系过她了。
    打架受伤住院是一回事。
    最重要的是，捅出这么大一篓子，饶是商瑾周和余曼再好说话，港城那边，他爷爷是个严苛板正的人，铁定不会轻易放过他，肯定少不了一顿家法伺候关禁闭。
    她想象不到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光是想想，她都觉得胆战心惊。
    突然特别想打电话给他。
    没敢用自己的手机。
    花两块钱，借用路边报刊亭的座机。
    电话拨过去，铃响。
    抓握话筒的手指被冻僵，血色乌沉地凝在惨白肌肤下。
    她忐忑不安地等着，头垂下去，眼睛鼻头漫着红，另只手把报刊亭老板找回给她的三块钱摁在桌上，折叠，展开，再折叠，再展开。
    “宝宝，在幼儿园有人欺负你，一定要跟爸爸妈妈说，知不知道？”
    听到声音，她侧了点身。
    余光内，一个男人单臂抱着个小女孩，另只手里拎着两袋瓜果肉菜，而在他旁边，一个女人喂小女孩吃香蕉，说起话来，温声细语，眉眼温柔。
    很普通的一帧画面，夹在匆匆碌碌的人潮中。
    鼻尖突然泛酸，她狼狈地别过头去，抽一记鼻子，耳边，听筒传来一道清朗声嗓：
    “喂？”
    她霎时止住所有声音，上齿将下唇咬得破皮出血。
    没说话。
    他那边也没挂断。
    两人保持沉默。
    有些道理，她明白得太晚
    ——父母带她来世上，本应由他们抚养她、教育她、保护她，可是，在他们都不愿承担责任和义务的时候，是她一厢情愿地把责任和重担托付到商渡身上，却忘了，他再怎么早熟聪慧有手段，也不过是个比她大一月的同龄人。
    她抓着他太久了，依赖他太久了，也难为这么长时间以来，他不介意拖着她这个累赘。
    电话挂断，她终究一句话都不曾对他说。
    然后，高一稀里糊涂地过去。
    暑假，接到他来电，两人去了趟非洲。
    再回来，到高二，到高三……
    他对她说：我们和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