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的定义
    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我可以简单回答说：
    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
    宇宙之间，无论哪一种现象，都是常动不息的，都是变迁不已的。这个变迁，就叫作“进化”。
    因此，无论什么事情，都有个“因果关系”。明白了它的原因，就可以预测它的结果，而且可以谋“改良”“补救”的法子。
    要明白事情的因果关系，所以要“经验”。一个人的经验有限，要借助于别时代、别地方的人，就要有“记载”。记载就是“历史”。
    所以历史是各种学问都有的。但是从前的人，研究学问的方法粗，常把许多现象混合在一起。后来的人，知道这种法子不行，就把宇宙间的现象，分作若干部分，各人研究其一部分，就各部分研究所得，再想法子合拢起来。这个便唤作“科学”。研究社会进化现象的一部分，就唤作“历史学”。
    从前的人，研究学问的方法粗，以为“史者，记事者也”，宇宙间什么现象，都应该记载在里头。所以《史记》的“八书”，《汉书》的“十志”，什么专门的学问（譬如天文、律历）、奇怪的事情（譬如五行）都有。现在的宗旨，却不是这样了。
    “社会现象”也是“宇宙现象”之一，它的“变迁进化”，也脱不了“因果关系”的。虽然这种因果关系，不像自然现象那么简单，因而“断定既往”“推测将来”，也不能如自然科学那么正确（譬如断定既往，不如矿物学。推测将来，不如天文学），然而绝不能说其没有因果关系。研究历史之学，就是要“认识这种因果关系”。这便是历史学的定义。
    第二节 中国的历史
    要明白一种现象的因果关系，先要晓得它的“事实”。考究人类社会已往的事实的东西很多，譬如（一）人类之遗骸，（二）古物（无论工艺品、美术品、建筑物），（三）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都是。记载往事的书籍，不过是其中的一种。然而最完全最正确的，究竟要推书籍。所以研究历史，仍得以“史籍”为中心。
    我们中国的史籍，究竟怎样？我且举两种史籍分类的法子，以见其大概。一种是清朝的《四库书目》，这是旧时候“目录之学”中最后的分类。
    一种是近人所撰的《新史学》，略参些新科学思想的（见《新民丛报》和《饮冰室文集》）。
    第二编年（《资治通鉴》等是也）
    第八学史（如《明儒学案》《国朝汉学师承记》等是也）
    以上两种分法，都不十分正确，现在且不评论它（要知道历史书分类的法子，可以自己把“目录之学”的书参考。其中应该先看的，是《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文献通考·经籍考》《四库书目》四种）。我以为历史的书，从内容上分起来，不过（一）记载、（二）注释、（三）批评三种（考订大抵属于注释，也有因此而下批评的）。其中又以记载为主，必须有了记载，批评、注释两种才有所附丽，其间有主从的关系。
    历史书所记载的事实，从前的人，把它分作（一）治乱兴亡、（二）典章制度两大类（参看《文献通考》序。这两个名词，不甚妥当，但是一时没有适当的名词，姑且沿用之，我以为前一类可称为“动的史实”，后一类可称为“静的史实”）。正史中的“纪”“传”，是记前一类事实的；“志”是记后一类事实的；二者又皆可出之以“表”，以图减省；所以正史可称为“纪传表志体”。各种历史，要算这一种的体例，最为完全（所以从前把它立于学官，算作正史）。编年和纪事本末，是专记前一类的事实。政书是专记后一类的事实。从研究上说，编年体最便于“通览一时代的大势”；纪事本末体，最便于“钩稽一事的始末”；典章制度一类的事实，尤贵乎“观其会通”；所以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政书这四种书在研究上都是最紧要的：因其都能“网罗完备”，而且都有一个“条理系统”。其余的书，只记一部分的事实（或者是许多零碎的事实），只可称为“未经编纂的史材”，专门研究，都是很有用的，初学暂可从缓。
    我们中国是个文明开化极早之国，历史一类的书，真是汗牛充栋；其余各种材料，却也不少（譬如钟鼎碑刻和其余各种古器物，都有合于前说的古物一类。各地方特别的风俗、特别的方言，都有合于前说的风俗习惯、典章制度一类）；可惜科学不甚发达，没有能够将之严密整理罢了。这就是今后学者的责任了。
    第三节 现在研究史学的方法
    现在研究史学，有两件事情是最应当注意的：其一，是要有科学的眼光，即便是现存的材料，也要用科学方法去整理。其中最紧要的有两层：一是把无关于历史之学的析出，以待专家的研究（譬如天文、律、历）；二是把所存的材料，用种种科学的眼光去研究，以便说明社会进化的现象（譬如用经济学的眼光去研究食货一类的史实，就可以知道社会的生活状况，就知道社会物质方面，而物质方面，就是社会进化的一种原因）。
    其二，是要懂得考据之学。研究历史，最紧要的就是“正确的事实”。事实不正确，根据此事实而下的断案，自然是不正确的了。然而历史上一大部分的事实，非加一番考据，断不能算作精密正确的（只要看前人所考据的便可见）。所以考据之学，实在不能不讲，其中最紧要的也有两层：一是要懂得汉学家的考据方法。这一派学问，是我们中国最新而又最精密的学问。必须懂得这一种方法，一切书才都可以读，一切材料才都可以使用（不然，就全据了些靠不住的材料，或者有了材料，不知道用法）。二是要参考外国的书。从前中国历史中，关于外国一部分最不正确（譬如朝鲜、安南，记载这两国的事情，还是误谬百出）。今后研究，必须搜罗他们自己的书（《四库书目》著录外国人所自著的历史，只有郑麟趾的《高丽史》等两三种）。就是中国的事情，也有要借外国史参考，方才得明白的，譬如：元朝在西域一方面的事实，就须参考西史（参看《元史译文证补》）；清朝入关以前的事实，中国人完全茫昧，反要参考朝鲜人的著述（参看日本稻叶君山《清朝全史》），就是个好例（这一层，外国也是如此。譬如朝鲜人，讲高丽以前的历史，就一大部分要借中国书参考。总而言之，世界大通，各国的历史，都可以参稽互证。试看近人《章氏丛书》中的《法显发现西半球说》，就可见得中国的历史竟可供给墨西哥人参考了）。
    这两层，是最紧要的。其余应当注意的地方还很多，且待讲到下面，随时再说。
    第四节 本书的分期
    从来讲历史的人，因研究的方便，总把它划分为若干时期。本书也用此法，现在把本书所分的时期，开列于下。
    以上不过是大略的区划，其中一切事实，并不能截然分清。总而言之，是为研究上的便利。至于之所以如此分法，读到后文自见，现在也不必絮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