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晨的阳光中，北京苏醒了。
    街道上的行人和车马渐渐多了起来。而其中极具特色的是那为数不少的自行车！
    马车耗费不低，一般的小官僚可置买不起自己的一辆马车，而且有了马车就还要有专门的车手。这等消费就是一些中层官员都担负不了。
    北京城是北方地区第一个施行公共马车的城市，但对于整个北京城数都数不清的官员们来说，公共马车既耗时间【公共公共，这马车不可能随他的意随机运转】，也有些失于身份【马车中三教九流都有】。如此被刘暹大力提倡的自行车就顺理成章的进入到诸多底层、基层和一部分中层官员的眼帘了。
    自行车方便、快捷，耗费也低廉，至少对于官员们来说，那价格不成问题。
    所以原时空里一度代表了中国的自行车大军，在北京悄悄抬头。抵到年底，据统计，北京车行销售出去的自行车有五千辆之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连带引发的购买！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拥有一辆自行车是一件非常拉风的事情。某种事物在兴起之初总能引导潮流。再加上黄包车。这四种交通工具就成为了城市交通的主流。
    轿子已经在北京近乎绝迹了。
    已经七点半钟了，正是上班的高峰期。政府官员们跟沙丁鱼一样成群结队的赶往各自的办公地点。太多马车、自行车、黄包车等都汇聚在一起，使某些路段显得非常繁忙。
    一辆不起眼的马车不紧不慢地行驶着，这并不是私家马车，看那马车前头插着的赤色小旗就知道，这是公车。再看背后的车牌，一百以内的号码，至少是个当官的就知道，这是部长一级的大佬的车架。
    马车上确实是有一位部长，财政部总长阎敬铭，一个标标准准的前清重臣，陕西朝邑县（今大荔县）人，以‘理财有道’名满天下，早就有“救时宰相”之称。
    当然这人也有山东黄崖寨冤案使人切齿。
    但财政部长这个极其重要的职位，刘暹还是点了他的将。
    对于金融这一块，刘暹丁点了解也没有。他能做的就是为财政部选一个还好的当家做主之人，另外再让他更多的去了解西方已经发展正规的金融学。
    马车里还有另外一个人，华夏银行的总办卢纶，两人是赶去见刘暹的。
    日本内战已经爆发。而这几年中国和日本的关系虽然明面上将至了冰点，但是双边的经贸往来却比那场破日之战前密切多了。截止到新秦二年，也就是去年年底，中日贸易进出口额比之同治十年的时候高出了四十六倍！
    前清时候中日之间的贸易额度才多么一小点？中国去日商船，一年十艘都没有。而且全都是旧式帆船。
    而那一战打完之后呢？在秦军的控制之下，大批的布匹、盐糖、药材、粮食、日用百货等，水涌一样从长崎和西南藩进入日本。其中日用百货和布匹这两块上都一定程度对美英等国的对日贸易照成了影响。
    当然，秦军也开始大规模的从日本进口铜条、高品质硫磺等。但两边的进出口额，真心的是很不对称的。
    日本政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秦军搞的布匹等工业产品的流入日本，给日本刚刚开始发展的民用轻工业带来很大的压力和影响。但东京政府不敢强硬表示禁止贸易，只能用手段给中国货物的买卖、流通自造阻碍。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商船完全放弃了长崎，转而在鹿儿岛县靠岸。大批的中国货物由西南藩经手来买卖，使得日本走私猛地茂盛来，还未西南藩赚取了不小的利益。
    至少西南藩从秦军手里购买大米，转手销入自己地盘，那都是三倍以上的利润。
    最近两三年里，数万武士汇集在鹿儿岛县，不少人还把自己的家眷带了来。但是整个鹿儿岛县，也就是原先萨摩藩的地盘里，没有发生过一次米骚。好像是萨摩藩没有增添这数以万计的武士和眷属，反而人口大减了一样。
    整个日本都是缺粮食的。
    东京政府对农民剥削太重，内战一起，两边的贸易似乎也断绝了。这让卢纶看到了一丝可乘之机。
    作为当年汉中农庄系统的管事出身的卢纶，能一步步随着秦军势力的扩大步步跟上，而不是落到了后面，泯然众人，他的自我学习能力是很出众的。华夏银行成立以后，他还聘请了多名欧美的经济专家，作为银行政策的顾问。现在能从日本内战这个点上瞄到打击日本经济的机会，这就是他的成长。
    街面上巡逻的军警很多。气氛有些肃杀，以震慑宵小。一两年内北京城这种现象是不会消失的。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阎敬铭、卢纶出行的时候就没有带卫士，不过驾车的车手和坐在阎卢二人对面的秘书倒是都带着手枪，算是不多的保卫措施。
    财政部到zn海的距离不是非常远，不多时两人就赶到了刘暹住处。刘暹昨晚又忙到了大半夜，刚刚起床，现在正在吃早饭。
    “你们材料准备的怎么样了？对东京进行经济战，可算是咱们对外金融上的第一炮。要打出来水准！”
    刘暹三天前受到了阎敬铭和卢纶的联名上书。今天是要粗布验证的时候了。这两人可是准备动用五百万两银子和一部分金子冲击日本货币体系的。
    “皇上，这是臣等奏疏。”阎敬铭从袖筒里取出一道奏折递给了刘暹。里面写的就是他们所认为日本货币体系的缺陷之处，己方可乘之处，以及相应的手段。
    刘暹一字一字的看着奏疏上的条款，那每一个字他都认得，可连在一块了就搞不懂说啥了，脑门一阵阵生疼，真心的看不懂。
    “日本财政自从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入不敷出，情况严峻。朕是知道的。同治十年起，日本整治货币，大量发行纸币日元和公债，朕也知道。但东京政府财政之紧张，真的就到了几百万两银子就能形成冲击的地步了吗？”
    “皇上，日本政府手里没真金白银。虚发货币，他们增开的太高了。”
    刘暹不是全才，他也从不再下属面前表现自己的‘全能’。阎敬铭、卢纶对于刘暹可能提出的疑问有着充足的准备。现在刘暹的这一问题就在两人的事先考虑之内。
    卢纶上前一步说道：“十年前，日元还没发行，大隈重信接替由利公正的会计官副知事一职，开始执掌财政大权，即推行了‘纸币兑换’政策。
    大隈的纸币政策是，将明治初期不能进行金银兑换的太政官纸币转换为可兑换纸币，限期兑换、未能兑换的以每月5％付利息。发行额上限为3250万两，实际达到了4500万两。一如那太政官纸币，三百万银子底金，发行三千万两纸币，最后虚高到四千八百万两。
    大隈纸币与正币【金银币】等价，并禁止纸币价格随市场浮动。但当时日本的货币，除了正币、太政官纸币外，还有各藩的藩币，也占据重要位置。状态混乱根本理不清。
    即到日圆建立，大隈本是准备施行银本位制，结果伊藤博文等考察了美国的财政货币制度回国后，强烈主张采用金本位制。明治政府遂颁布《国立银行条例》，准备效仿美国的银行制度，发行可兑换银行券，以此来回收不兑换纸币并调节资金市场。但是日本国内的金银比价与世界的金贵银贱不相适应，实行金本位制造成了金银的大量外流。
    井上馨上位以后，在整顿旧藩币、旧藩债的过程中，把最初东京政府承认的近八千万日圆旧藩债，只答应用现金偿还了400万日元旧藩债，再以分期带息偿付的方式偿还新债约1300万日元，以无息50年偿还旧债一千一百多万日元，其他五千万日元则被强行废除。
    如果日本政局平稳，井上馨未尝不能完成真正地财政紧缩。但皇上当年破日之战，震动东瀛，东京政府权威大跌，诸藩争议复起。加之西南藩适时突出，井上馨在职不足两年就去职他用。
    战后日本财政为英法美等国渗透，虽然还保持着一定得独立，并且完成了向金本位制的转换，金贵银贱使藩债大大“缩水”。但民间通货膨胀并不见太多减缓。
    洋夷支持日本，拿的最多的是武器，钱是给日本当军费用的。对民间惠及不多。大隈二度上位后颁布了《金禄公债证书发行条例》，发行总额达20000万日元的公债。虽然缓解了日本政府的财政，却使得正币的大量外流和民间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
    自从去年开始，东京政府连续增发了大量货币，导致民间恶性的通货膨胀更加剧烈。虽然纸币政策巧妙地使日本民间财富转移到东京政府手中，保障了日本维新事业之展开。但东京政府无度发行纸币之恶性通货膨胀，使得日本政府经营的官营企业大部分亏损，民 间资本因为金融体制不健全、投资条件的不完善，外加我方货物之攻占市场，也没有得到很好地发展和利用。
    日本之经济已经十分困难。
    据我们顾及，日本金银准备金当不足一千万日圆，准备金比率只有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