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五一

第三百二十六章 北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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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没有李安生打的伏笔,说不定程德全要以为孙中山是个德高望重的革命先驱、领袖,作为旧官僚,他可不想当什么大总统,孙中山夸夸其谈,说不定真要将南京大事交给对方。
    程德全与李安生相交多年,也多少接受了许多熏陶,给李安生影响很大,革命党名头再大,孙大炮名头再响,也震不住他。
    李安生也没有那个意思要去争大总统位子,这点程德全很清楚。
    中国的民主宪政之路还很漫长,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
    李安生也刚好,程德全也好,都不想趟这浑水。
    谁第一个跳出来当什么劳什子大总统,或是总理,固然能够荣耀无比,首任民主宪政首相,这个殊荣很多人都要来抢,可是,也要有相当的能力才行。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野心家们纷纷跳出来,这是肯定的。
    爱做不做,谁做谁倒霉,权力是有了,可是民主宪政的完善是一个缓慢的曲折的过程,一开始出现个几个短命内阁甚至短命国会也是很现实的。
    比如后世连国会都给解散掉,就是个明证。
    要不然,军阀政治为什么这么有市场,那就是所谓的民主将民主人士们折腾的够呛,将人民折腾的够呛,对民主暂时的失去了信心,于是,强权政治一时无两。
    李安生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现在上台执政,各方势力必定群起而攻,掣肘颇多,还不如曲线救国,闷声发大财。
    等到需要他来独裁需要他的强权政治的时候,他再来上台执政,那就顺风顺水,一路坦途。
    以强权政治为手段,实现真正的民主,这才是李安生的最终目的。
    他也没有信心在他有生之年能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但是,只要他还执掌大权一天,就没有其他野心家能跳出来破坏民主进程的可能。
    真实历史上,老袁称帝,实际上是错误的估计了各方势力的反对力量。
    12月4日,东北宣布独立,李安生正式出任东三省保安司令部司令,而锡良则率部队入关,往热河等地进发,控制沿路要途重地。
    锡良主动给李安生让位,并自任为内外蒙古总督,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使得整个中国政局为之一变。
    这意味着程李系完成了最后的调整,加上锡良的力量,成为了中国政坛最大的一股政治力量。
    而同时东北宣布立即组建新军第二十九镇与第三十镇,使得整个东北的兵力达到了十一个镇,远远的超过了北洋军,甚至超过了北方军事总和。
    东北固然有这个财政实力,但是要真正实现精兵强政,光靠东北自身是行不通的,这里头有美国的参与,也使得支持袁世凯上台的英国等国家感到万分的担忧。
    于是,列强各国纷纷出面,劝说袁世凯尽快与南方革命党人形成一致意见,尽快组建联合政府。
    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军事实上迫切地需要一个统一的临时中央政府,十一月十一日黄兴曾向独立各省提出建议,请派代表到武昌开会。
    各方面为了尊重黄兴的意见,决定以武昌为中央政府所在地,并推举鄂军都督代行中央职权。
    各省代表到武昌后,于十一月二十日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举行革命军各省区代表大会,公推谭人凤为议长。
    这一次会议有一个幕后的,但却是具有历史性的决定,就是在十一月二十日通过一项决议:“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世凯反正来归”。
    在讨论过程中,部分代表认为清政府已经名存实亡了,今后“和平与战争”问题,不在于革命军与清廷之间,而在于革命军与袁世凯之间,倘如避免更多的流血,最好的方法是把袁拉到革命阵营来。袁的问题是要给他重大的酬报,他在清廷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要拉袁反清,则唯有许以比他在清廷更高的职位,因此如果袁真愿以举手之劳推翻清朝,建立共和民国,则革命军唯有享以民国临时大总统,才能引诱和打动得了袁。
    至于程李系这个无法忽视的政治集团,革命党人的意见,是联合袁世凯,使得这个最有可能成为军阀团体的野心集团尽快解散。
    之前由于北洋军与革命军的交战,双方都是当局者迷,等到列强开始出面干预,以及双方都开始正式要面对的情形,才开始务实起来。
    在这个时候,程李系的根基浅薄,就开始的显露出来,各方政治势力与野心家纷纷登台亮相,力促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和解。
    袁世凯的首席谋士杨度在东京时和孙中山先生很熟,又和黄兴、宋教仁过从甚密,孙黄的认识还是杨度的介绍,因此杨度对和谈是有影响力的。
    当时有一种理论,是说:革命事业非袁世凯不易成功,袁世凯不是曾国藩、胡林翼,革命党人不要把他迫着走曾、胡这条路。今日大势,不是革命党和清廷的问题,而是革命党和袁世凯的问题,袁世凯的问题一解决,革命就成功了,而袁世凯的问题只是条件问题,不是原则问题。
    大概过去袁世凯尊崇立宪的形象深入人心,使得革命党人宁愿相信袁世凯,也不愿意相信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程李系——李安生的改革政策多少影响到了许多阶层的利益。
    东北宣布独立,东北军入关并且向蒙古进军的消息传至南方的时候,正是袁世凯与革命党人进行和谈的时候。
    和谈开始后,南方代表(革命军方面)提出一个和谈的先决问题,就是北方代表(清廷方面)必须首先承认民主共和制的国体问题,这是革命的目的,如果不在这个基础上谈,则无和谈的必要。
    而东北军入关的消息传来之后,各方震动,都认为和谈将会发生某种不可预料的变化。
    十二月六日下午六时段祺瑞正式照会驻汉口各国领事,宣布自现在防区撤退一百里,以表示北洋军对谈和的诚意。
    此时孙中山等人赶到了武昌,与黄兴等人进行磋商,希望能够找出对革命党人最有利的办法。
    如今在程李系的带头下,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割据自立的苗头,这是革命党人最害怕出现的,也是北方政权最害怕看到的,双方都有共同的义务,那就是在民主的大旗之下,维护中国的统一。
    这是一大隐患——军阀割据,而另一个隐患,则是对民主盲目的乐观。
    孙中山见到无数的革命同志只注意选总统、组内阁、制约法,和他所规定的革命方略:“三年军法之治,六年约法之治,然后进入宪法之治”,完全背道而驰。
    加上独立各省各自为政,散漫而无组织,革命军力亦不够强大,财政情况更无把握,要想在这种情况下组成一支强大有力的革命武力北伐,将袁世凯的北洋军摧毁,是很不可能的,于是他也转而求其次,便是“用袁以倒清”,使革命暂时告一段落。
    而东北独立之后,东北军入关入蒙,强势已显,袁世凯君主立宪内阁已经是岌岌可危,革命党人迫切的需要联合袁世凯,尽快逼迫清廷下台,组建中央政府。
    否则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孙中山并没有接触过李安生,他直觉的认为,程李系是最大的野心割据团体,专制统治的另一种形势的复辟,袁世凯成为了唯一的选择。
    本来,早在独立各省代表到汉口开会时,便已决定议和纲要四款:(一)废除清朝政府;(二)建立共和政体;(三)清帝优给岁费;(四)以人道主义待满人。所以对于清皇室的优待,是不成问题的。
    当袁世凯对自己地位问题有了保障后,便就清皇帝和皇族优待条件寻求协议,有了这个优待条款,他便可以胁迫清室退位。
    而李安生秘密潜伏到东北,来上了这么一出,他已经无法选择,只能逼迫清帝退位,然后拉拢革命党人,成立中央政府,造成即成事实,程李系想要野心割据,就要看全国人民答应不答应。
    本来南方革命党人提出的临时政府方案,一致公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宋教仁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孙先生认为责任内阁不是中国鼎革时所宜实行的制度,但宋教仁坚持,孙中山先生终于勉强同意,张继主张推宋教仁为内阁总理,宋教仁坚决不肯接受,并提议推黄兴。
    本来各省代表原已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总统制,而现在却要改为内阁总理制,这中间有些难说。
    而来自程李系的压力,倒是忽然让革命党人一致的意见统一起来,那就是实行内阁总理制,希望由袁世凯出任大总统,而黄兴或者宋教仁出任总理一职。
    当时各省代表多不赞成内阁制,可是给现实所迫,居然难得不再争吵,但是稀罕,也是李安生所没有想到的。
    而他更加没有想到的是,同盟会反而因为这个难得的大转折,开始了变相的改组。
    同盟会在革命时期一直是个秘密组织,武昌临时政府成立,才决定改为公开组织,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理,黄兴、黎元孙为协理,宋教仁、胡汉民、马君武、刘揆一、平刚、张继、李肇甫、汪兆铭、居正、田桐为干事,实际责任由宋教仁负责。
    从这点看来,宋教仁等人的政治能力,还是相当强悍的,与这些人物斗争,李安生唯一能够依靠的,便是强大的军事实力。
    东北军入关,便是为了显示强大的军事实力。
    虽然只是由吴禄贞与锡良率领三镇兵力入关,但是带来的无形压力却是巨大无比的。
    而锡良急着赶往库伦,也是因为俄国肆无忌惮的开始在蒙古活动,想要图谋内外蒙古。
    蒙古不能独立,这是在清帝退位,民国成立前李安生最大的目标。
    清隆裕太后率同清帝宣统退位,其退位诏书全文如下:
    吴禄贞带着新军第六镇与苏凯的第二十八镇迅速的控制了山海关,并且兵锋直指唐山等地,而锡良与张绍曾则与新军第二十镇入驻承德,进一步剑指张家口,准备在东北军进一步入关后,编制入蒙军团,随之准备对俄作战。
    东北军的强大压力,终于使得清廷走向倒台,十二月十四日,清帝正式宣布退位。
    “朕钦奉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总期人民安堵,海宇又安,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这篇诏书据说是南通状元张謇的手笔,但“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 一笔是袁世凯的左右所增加。
    诏书由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绍英、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谭学衡、学务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邮传大臣梁士诒、农工商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副署。
    张謇第一时间将内幕用电报的形势派送给了李安生,所以,李安生是知道的最为详细的一人,袁世凯在清帝退位过程中起到了无比积极的作用。
    与退位诏书宣布的同一日,袁世凯发表了“真电”表示赞成共和,其原电如下:“…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全国,诸君皆洞鉴时局,必能谅此苦衷。至共和建设重要问题,诸君研究有素,成竹在胸,应如何协商统一组织之法,尚希迅即见教。袁世凯真。”
    袁世凯认为他逼迫清帝退位工作已告完成,他已履行了他的诺言,于是他要等南方履行他们的诺言——推他为第一任大总统。
    他怕南方食言,所以在退位诏书内加上:“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句话。
    这句话其实滑稽非常,好像民国的大总统不是由国民选出来而是由清帝命令的。
    清帝退位的待遇很是优厚,这让李安生很是不满,立即在奉天通电予以斥责。
    不过照当时革命情势来看,妥协空气甚浓,只希望清室让国,和平息兵,对于一些宽大的优遇,只是表现革命者的恢宏气度,则亦不可厚非。
    清帝退位,改朝换代,中华民国正式取代清王朝。
    临时政府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到此时为止,唯一的争端,便是在于定都武昌还是定都北京的问题。
    让孙中山失望的是,大部分人还是倾向于定都北京,南京程德全的态度不明,武昌并不适合作为首都,这是革命党人天然的劣势。
    这也使得孙中山尤为痛恨程李系,痛斥为革命果实的吞吃者,他也不想想,他孙大炮在革命起义中放了多少炮,轰死了多少北洋军?
    在革命同志看来,袁世凯虽然不是理想的民国元首,可是他已履行了逼迫清帝退位的工作,革命党人都重然诺,所以只有迁就事实。
    如果袁能脱离封建官僚遗毒甚深的北京,加上还有国会的牵制,同时正在起草的《约法》是采取内阁制,有这种种因素,总统便没有什么实权,袁世凯当总统后总不致会太背叛民国的。
    这当然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袁世凯是个纯粹讲实力政治的人,三十年政治生涯的起伏,使他相信必需要有实力才能谈政治,他怎肯离开他的老巢——“北方”,怎肯离开他的资本—— “军队”。他心目中既无中华民国,更谈不上国会和《约法》,所以他的私心,根本就未考虑过到武昌去就这空头的大总统。
    李安生联名程德全与锡良等人通电全国,希望中央政府能定都北京,同时希望尽快通过约法,实行内阁制。
    李安生同时也发出许多密电,对内阁制极力推崇,甚至表示愿意推动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同时,由黄兴或者宋教仁出任总理。
    这自然让革命党人消除了疑虑,革命党人能够得到总理的位子,即便在组阁的时候,让给袁世凯一部分利益,也已经是赚到了。
    定都北京本来就不是什么问题,只是孙中山等一小撮人在那里闹腾罢了。
    请大家注意,是“孙中山等一小撮人在那里闹腾罢了”,孙中山实际上代表的革命党人极少,孙大炮的威望还是远远不如黄兴,甚至是宋教仁。
    在程李系的强大压力下,武昌方面委曲求全,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后,袁世凯遂于民国元年元旦以就职誓词电告于参议院。
    情势演变至此,孙中山等人只好退而求其次,便是由临时参议院把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起草完毕。
    原来当武昌临时政府刚成立时,是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组成的,其后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加以修改,成为《临时约法》。
    这个《临时约法》和《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最大不同的地方是,《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采取总统制,《临时约法》则采责任内阁制。
    《临时约法》共七章,即:一、总纲;二、人民;三、参议院;四、临时大总统副总统;五、国务员;六、法院;七、附则。
    责任内阁制本是宋教仁所积极主张的,但临时政府时期,其他革命主要干部均不赞成。到了袁世凯做总统,又怕总统权力太大,于是匆匆忙忙地订定《临时约法》,想借这部《约法》来限制袁的野心妄为。
    结果袁世凯把这部《约法》视同废纸,而李安生,同样如此,他将来是要集权统治的,哪里允许这种变了味道的约法。
    所谓的约法,都是为了一帮革命党人以及幼稚的野心家所服务的,李安生实力强大,自然不买账。
    袁世凯已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接着就需要忙着组织内阁,属于同盟会的湖北都督孙毓筠通电主张推孙中山先生组阁,非同盟会的广西都督陆荣廷立即附和。
    这时也有人主张请黄兴组阁,可是袁世凯自己早已胸有成竹,他心中的人选是他的老朋友和外交方面的重要帮手唐绍仪,唐在被派为南北和议时的北方首席代表时,袁就已安排了他未来角色的伏笔。因为唐和南方革命党人相处甚洽,又深通洋务,和英美关系都搞得不错,所以在袁系中,唐绍仪是个能够被中外接受的理想人选。
    更为主要的,是袁世凯不希望李安生入阁,要是给这位小兄弟上台组阁,哪里还有他袁大总统的远大抱负?
    1912年1月7日袁世凯正式向已经到北京的参议院提名唐绍仪为内阁总理,参议院予以同意。
    1月15日唐绍仪列席参议院发表政见,并将新阁名单提请表决如下:
    外交总长陆徵祥(当时系驻俄大使,故由胡惟德署理)
    内务总长赵秉钧
    财政总长熊希龄
    陆军总长段祺瑞
    海军总长刘冠雄
    教育总长蔡元培
    司法总长王宠惠
    农林总长宋教仁
    工商总长李平书(未到职,由王正廷署理)
    交通总长原提名梁如浩,未被参议院通过,
    乃由唐绍仪暂兼,后由施肇基代理。
    这份名单,好像是容纳了各方面,因为唐绍仪虽是袁的亲密朋友,可是他又和同盟会方面是好朋友,陆徵祥是无党无派的外交家,熊希龄是君主立宪派,袁系的人只有赵秉钧、段祺瑞、刘冠雄三人,而同盟会方面却有蔡元培、王宠惠、宋教仁三人。
    袁世凯认为这是非常公平的分配,其实则是掩耳盗铃的,因为唐绍仪是袁的老友,而陆徵祥则为袁系的附庸,而君主立宪派在同盟会和袁系间是选择亲袁的路线。
    因此在唐绍仪内阁中,外交、内务、财政、军事、交通六个重要部门都抓在袁世凯手中,同盟会所得到的只是教育、司法、农林、工商四个无所事事的冷衙门。
    同盟会原来推荐黄兴在新内阁中继续蝉联陆军总长,当然这是想限制袁的军事特权,使他不能把国家的军队当作私人的工具。可是这只是一种幻想,因为袁世凯是必需要掌握军队作为自己力量的基础,因此决不肯把陆军总长这个人选让给袁系以外的人担任,更不会同意给同盟会的“实力派”领袖黄兴,所以只同意改派黄兴为参谋总长。
    参谋本部在当时是个有名无实的机关,黄兴当然坚决拒绝接受这个空名职位。
    唐绍仪虽然是袁的老朋友,可是他不是北洋军出身,他与袁世凯在朋友与部下之间,不像北洋军系的人,对袁世凯完全是衣食父母,因此他一方面获得袁世凯的亲近和尊重,一方面则受到袁世凯部下的排挤和诋毁。
    这个内阁天生就不稳固,而且有心人也发现,程李系没有一人上台执政,在内阁中没有占据任何一个位置。
    而且萨镇冰出任葫芦岛的北洋海军司令,程璧光出任上海高昌庙南洋海军的司令,仿佛对海军总长毫无反应,让人啧啧称奇。
    其实袁世凯本来是想要让李安生、程德全与锡良,甚至吴禄贞都出任总长的,但是,考虑到种种顾虑,种种为难,而且李安生也必定不会接受,只能作罢。
    他既然选择让唐绍仪来组阁,自然是做好了与李安生决裂的准备。
    不过他也来不及考虑与李安生的关系,是否会立即激化,蒙古出了问题了。
    库伦问题的发生,是俄前任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到库伦活动的最高峰。路透社电讯说柯使已向库伦交付正式承认书,“库伦”政府元首哲布尊丹巴活佛及蒙人对柯使予以盛大欢迎云云。
    这则电讯震动了北京朝野,总统府和国务院均分别召开紧急会议,与会人士面面相对,拿不出一个办法来。因为任何人都不知道俄蒙勾结的实际内容。北京政府和库伦之间的接触,多是间接的,库伦电报局已被接收。
    中国外交部也曾采取行动,电令驻俄代办向俄国外交部询问,俄国答复说:“中国现已与各国断绝邦交,所以我国没有意思答复。”
    这所谓的断绝邦交就是之前梁如浩上台后未去拜访各国驻北京使节,而陆徵祥又还没有从俄国归来,外交部的职权也没有开始正常行驶,故而出了这岔子。
    北京的中国记者,曾赴俄使馆访问,俄使的答复说:“现在我们还没有正式公报发表,不过蒙古问题我们曾在六个月前就和中国交涉,可是中国方面概不答复,好像不屑和俄国交涉。现在中国权力既然不能及于蒙古,俄国为了交涉便利计,所以派遣专使赴库伦与蒙人直接接触,同时就蒙古问题作通盘地调查。正式承认是可能的。”
    而北京方面对俄国百般忍让的同时,锡良在张家口宣布,出任内外蒙古总督,即刻起命令新军第二十镇与第二十八镇北上,第二十九镇与第三十镇立即就地组建。
    东北一口气要将四镇兵力投放于蒙古,虽然其中两镇还没有编练,但是态度之坚决,让各方为之震惊。
    北京中央政府的软弱,东北政权却如此强硬,也预示着,中国将进入一个内外交困的时期。(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qidian.com)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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