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然是个“冒牌货”？赵继统立即决定对刘人惠进行逮捕。
    经过几天的较量，刘人惠终于吐露了实情，他来到母亲和妹妹身边后，感到惬意极了，觉得天也高了，地也宽了，像个脱笼的小鸟，感到大陆空气很清新，不像在台湾那样受压抑。在母亲和妹妹的浓浓亲情的劝说下，他的思想确实开始动摇，准备向**自首。
    他为了能得到**的宽大处理，竟然冒充我党地工人员，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被“火眼金睛”的赵继统发现了端倪。
    他交代是去年一月份进入的“国防部外勤人员训练班”，化名蔡德明，学号603。班主任是二厅副厅长杨秉杰，授勋内容是搜集情报、跟踪、脱梢、伪装密函、密写、摩斯密码等特务技能。
    训练方式均以个被训练为主，即派遣教练到学员寝室单独授课，合堂上课时学员均穿伪装衣戴伪装帽，严禁学员相互交谈，禁止透露自己的本名、籍贯以及历史。
    受训时期每天要写日记和受训心得，每一门科目都必须经过考核，不及格补考，直至通过为止。
    结业后所有学员被带到台北萤桥附近的一座楼房内，在杨秉杰和二厅六组的徐某见证下举行了“宣誓仪式”。仪式完毕后，每个学员被单独授予任务。
    他自己是用偷渡的方式潜入**，再回到大陆搜集情报。当时发给他他活动费、服装费、旅费1300元台币以及出境证、防疫证书等各种证件，并约定好联系地址、接头暗号等内容。
    其顺利潜入**后，在轩尼诗道彩虹咖啡厅与见证宣誓仪式的二厅六组的徐某街上了头，并收到了书面的任命书。内称：刘人惠系二厅驻港8016站5186组之特派员，番号为5160，职务为武汉地区情报专员，活动经费为每月881元港币。
    主要任务是搜集武汉地区军事情报：陆军方面，包括武汉地区军事组织机构、番号、兵力、武器装备等；海军方面有江防舰艇司令部、长江内舰艇情报、海军训练机场、海军驻地、番号、人员、武器装备；空军方面要求查明空军第19师、武汉硚口机场等；兵要方面有长江水深、武汉大桥、汉水大桥的建造情况、武汉钢铁厂和武昌造船厂等情况。
    徐某还给了他一双藏有密写药水的皮鞋，并交代他尽快入境···
    至此，“冒牌货”案件真相大白，李克农同志也夸奖了赵继统的工作。
    更具有戏剧性的是，案件开头情报部收到情报的那个国民党派遣特务并不是刘人惠，通报中介绍的情况和外部特征与刘人惠有很大差别。刘人惠既没有在港居住十年，眼角也没有黑痣。
    欣喜的是，武汉市公安局还是将情报部通报中的国民党特务刘某逮捕归案，破获刘人惠特务案真的是个意外收获!
    刚清闲没两天，北京市公安局接到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转来的一封匿名检举信 揭发检举北京市王府井大街甲39号“享得利钟表行”的经理周兴坤有问题，内称，“周兴坤于解放后曾两次去**走私手表，据说还到过台湾，很可能和国民党特务有联系。”
    “享得利钟表行”这个有着极高盛誉的百年老字号，竟然隐匿着国民党特务。这引起了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的高度重视，立刻上报给赵继统的“特别调查小组”。
    可是他的小组成员全部在广西省进行“清特剿匪”行动，所以他以公安部顾问的身份，化名赵石楠，协助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侦破此案。
    第一件事就是对周兴坤进行了秘密监控和深入调查。经查，周兴坤又名周广厚，男，时年50岁，浙江宁波人，汉族，信仰佛教。文化程度是私塾四年。中农成分，店员出身。住在北京市王府井大街甲39号。原籍家中有父母二人，兄弟五人，妹妹一人。
    和他一起在北京居住的有:妻子许玉凤，48岁，家庭妇女;大女儿周玲，20岁，在清华大学建筑系读书;二女儿周惠，13岁，在北京女子十二中读书。周兴坤任“亨得利钟表行”经理，收入颇丰，全家生活比较富足。
    周兴坤于1920年离开家到“南京钟表行”做学徒，后充当南京“大西洋钟表行”、山东省济南市“纽约钟表行”和青岛“青年钟表行”的售货员。
    周兴坤因机灵、能干，又有点文化而深得店里师傅和上司的青睐，于1931年被调来北平市王府井大街“亨得利钟表行”任协理，1940 年兼任北平“惠华钟表行”经理，不久就升任王府井“亨得利钟表行”经理。
    北平解放后，**对工商业采取扶持政策，周兴坤受到党和**的重用，自1951年起任“北京大明眼镜公司”董事长、北京“长城造钟厂”董事长等要职，同时，仍兼任王府井“亨得利钟表行”的经理。
    不久， 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又收到一封匿名信称:“1951年5月，周兴坤曾找到我，试图发展我参加特务组织...云云。”
    周兴坤有重大特务嫌疑，市公安局侦查处决定将他列为重大特务嫌疑进行调查，因“亭得利钟表行”资方人员多，关系错综复杂，侦查员谨慎细致地、艰苦地开展侦查工作。
    赵继统决定组织北京市税务局对王府井“亨得利钟表行”进行经济方面的检查，利用这个机会，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派出侦查员配合检查，目的是进一步搞清周兴坤的特嫌问题。
    检查组进入亨得利钟表行之后，侦查员很快发现，该行不但在经济上有严重的违法行为，而且在政治上确有一些可疑情况，发现该行经理周兴坤于1949年春曾逃往**，与亨得利总行经理王惠椿关系密切，并经常通信联系。
    王惠椿在**的通信地址是:**堡垒街 53号，与国民党保密局驻**的秘书王兆槐的地址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