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病中的赵继统被李宗仁紧急请往南京国防部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当他赶到时李宗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蔡文治（原国防部四厅厅长，主管美援，后被调任作战厅厅长）等一批国民党高级将领已经开始了作战会议。
    面对人民解放军咄咄逼人的气势，虽然下野、但仍手握实权的蒋介石，幻想着凭借“不可逾越的天堑长江”，做起了南北分治的美梦。
    李宗仁说：“军事上发展到今天这步田地，需要守江，把我们的命运寄托在长江天险之上，虽已属下策，但是我们毕竟还有强大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这些是我们的长处，如果我们善加利用，共军未必可以飞渡长江。”
    参谋总长看看作战厅厅长蔡文治说：“先说说你们作战厅的计划。”
    蔡文治说：“我军江防主力应当自南京向上下游延伸，因为这一段长江江面较窄，北岸支流甚多，共军所征集预备渡江的民船，多藏于这些河湾之内。至于江阴以下长江江面极宽，江北又无支河，共军不易偷渡。”
    就在蔡文治走到江防作战地图前，还要继续讲解时，京（南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断然打断他的话：“这一方案根本行不通，它违背了总裁的意图。”
    汤恩伯说：“我认为，应把主力集中于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据点。至于南京上下游，只留少数部队应付应付就可以了。”
    此言一出，四座哗然。顾祝同说：“守上海，而不守长江，此乃下策。”
    李宗仁说：“汤司令可否重新考虑？”
    作为蒋介石的心腹重臣，汤恩伯手握上自江西湖口，下至上海的45万大军。蒋介石给他制定的京沪地区的作战方针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以台湾支援淞沪，然后待机反攻。
    这个作战方针，李宗仁等人并不知道。汤恩伯想都没想，拒绝李宗仁说：“这是总裁的方案，我必须执行！”
    蔡文治实在忍无可忍，对汤恩伯说：“就战略、战术来看，我想不论中外军事家都不会认为放弃长江而守上海是正确的。现在代总统、顾参谋总长都同意我们作战厅的方案，为什么你独持异议？”
    汤恩伯还是把蒋介石抬了出来：“我不管别人，总裁吩咐怎么做就怎么做！”
    蔡文治顶了汤恩伯一句：“总裁已经下野了，你还拿大帽子来压人，违抗参谋总长的作战计划，如果敌人过江，你能守得住上海吗？”
    汤恩伯根本不把蔡文治放在眼里，把桌子一拍，大声嘶吼道：“你蔡文治是什么东西？！什么守江不守江，我枪毙你再说，我枪毙你再说……”
    说完，汤恩伯把文件一推，便冲出会场，扬长而去。李宗仁在事后说道：“蒋先生最不可恕的干预，便是他破坏了**的江防计划，蒋先生原非将才，东北及徐蚌二役可说是他亲自指挥垮了的。当时我和白崇禧力争，徐蚌之战应本着‘守江必先守淮’的传统原则作战，而蒋不听，硬要在徐州四战之地与共军作战，卒至一败涂地。此次守江，虽属下策，但是我们空有强大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为共军所无，若善加利用，共军亦未必可以飞渡长江。无奈蒋先生无意守江，却要守上海一座死城。执行他这错误战略的，便是他最宠信而实际最脓包的汤恩伯。”
    赵继统将此次会议纪要，以及汤恩伯的最新动态发给了李克农“就在李宗仁指示南京卫戍总部制订防守南京的计划，并令国防部拨款构筑防御工事之时，汤恩伯已在秘密地将江宁要塞的大炮拆运上海。”
    “在南京孝陵卫的汤恩伯总部指挥所，经常控制着一二百辆卡车，准备随时离开，并没有死守南京的打算···”
    4月20日，国民党**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上签字，蒋介石和李宗仁等要划江而治，要以长江天险阻止解放军的进攻，派重兵防守南岸，并建立防御工事。派汤恩伯守长江下游，白崇禧守长江中游。
    4月21日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
    当解放军开始渡江时，国军的江防体系顷刻间土崩瓦解。一方面是解放军实力强大，指挥正确，作战勇敢。另一方面是国军没有认真抵抗。
    本来信誓旦旦要守长江，可是又时刻想着保存实力，想着万一失败后往哪里跑。在下游方面，解放军渡江之前，以经下野的蒋介石命汤恩伯从长江抽调兵力部署沪杭防御圈，保护他从上海往台湾运送金银财宝。
    在中游方面，本来白崇禧坐镇武汉，要阻止解放军渡江，可是解放军真的渡江，他马上就往后撤，生怕部队被歼灭，一撤再撤，最后撤到广西老家。
    东南和两广被解放军解放后，蒋介石又要以重庆成都为中心，割据西南，可是当解放军进攻时，又避免与解放军决战，尽量后撤，结果落的个被全歼的下场。
    当时国军各派系已经不相信自己能够打败解放军，只寄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出兵援助。所以他们要保存自己的实力，在下一轮的权力争夺中，增加自己的筹码。
    保存实力，是新老军阀们的一贯做法。既然是军阀，就有这一特性，在国军的最后关头，包括老蒋在内的各派系仍然保持这一特性。
    4月24日凌晨，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8兵团35军104师312团在师参谋长张绍安的率领下，在起义警察及地下党组织的引导下，高举着红旗，向总统府飞奔而去。
    “我们刚到总统府门口，就有几个人很配合地把门打开了。”
    “战士们鱼贯而入。”
    “到处散落着相片、文件和各种书报”。
    312团一队战士一进门，率先冲上门楼，争先恐后地扯下青天白日旗。“接着，一面鲜艳的红旗就换了上去。”
    一大批欢迎的群众拥向总统府，争相目睹插在南京的第一面红旗和护旗的解放军战士。
    在总统办公室内，一张玻璃台面的大桌子上，日历翻在了4月23日。这一天，代总统李宗仁等一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逃离南京。当新的一天来到时，中国历史也将揭开新的一页。
    24日夜半，开国上将、第8兵团司令陈士榘率兵团部进驻南京，担任警备南京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