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战役开始后，蒋军丢城失地，就连精锐廖耀湘兵团也被围困，蒋介石狗急跳墙亲自飞往北平。傅作义自从担任华北剿总以来寸功未立，蒋介石让他北上驰援锦州，他不去，南下调兵进入华东他也不肯，手里握着50万中央军而纹丝不动，蒋介石对其已经日渐不满，下属军官对他也是怨声载道。
    此次老蒋前来就是要逼迫其北上或南下，傅作义灵机一动道：“共产党要我们的东北，那我就要端它的老窝。”
    石家庄是华北重镇，被共军夺取之后，中央机关暂时就在此地驻扎下来，傅作义想出了一个自以为非常绝妙的主意，那就是偷袭石家庄，此时石家庄城市并没有多少部队，毛主席等中央机关身边仅仅有1000多人的警卫部队，如果一旦偷袭成功，对共军的指挥系统将有非常大的隐患，即使达不到预期目的，也可打乱共军战略部署，配合辽西兵团夺回锦州，也可缓解共军对太原、归绥的围攻。
    听到这里，蒋介石兴奋地站起来说：“宜生（傅作义字），你的精锐骑兵师，突然出现在毛**、朱德的门口，这是多么绝妙的一着啊！”
    傅作义尽管也能征善战著称，但是对于用兵神出鬼没的毛主席来说，他还是非常畏惧的，不过他也是抱着一丝侥幸的，毕竟此举一旦成功，那就是非常大的功劳。既然是偷袭，那么部队人数越少越好，而且准备的时间越短越好。
    傅作义当即调兵遣将，组织10万人集结于张家口附近，这个时候偷袭石家庄这个计划除了傅作义以外还没有人知道，部队大规模集结，所需要的粮草武器，还有大炮，汽车无数，这些调动自然瞒不了保密局北平站的耳目。
    由于没有国防部相应的命令，此事第一时间传回南京，报到老蒋处被挨了一顿臭骂，保密局以及国防部对此事开始三缄其口。赵继统回忆起历史上那次毛主席著名的“空城计”，心想怕就在此时。
    他随即致电中央，说明情况并加以分析，第一，北上驰援锦州，这个不现实，这个时候辽沈战役已经打到后期，国民党军已经无力回天了；第二，南下支援淮海战场，10万人从北平出发南下或许到不了淮海战场就有可能被消灭掉，最有可能的是袭击我华北人民**首府石家庄（8月19日成立），请地方上的同志予以确认。
    任务迅速被布置下去，最早作出反应的是两位隶属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甘陵情报组的地下工作者，当时潜伏在华北“剿总”参谋处担任司书。事实上，偷袭石家庄这个绝密计划的所有作战命令、部队调动，具体工作由傅作义的亲信参谋处长和作战参谋何祖修办理。
    作战参谋何祖修亲手把发给94军的关于偷袭石家庄、阜平、平山等地的作战命令、计划交给两位同志（刘光国、金**）抄写。他们俩掩饰住内心的兴奋，在抄写的同时，凭借平素训练的强记本领，把作战命令、计划全部背了下来：“任命94军军长郑挺锋为总指挥，骑四师师长刘春芳、新二军暂32师师长刘化南为副总指挥，率3个军、10个师、1个旅共10万兵力，并配属爆破队及汽车500辆，携带100吨**，分偷袭、策应两个梯队，从北平、涿州地区沿平汉线及两侧，兵分三路秘密向南开进；24日开始集结。占领石家庄后，由竹生任市长、刘化南任守备司令。”
    就在这一天晚些时候，另一条战线上一位特殊的地下党人，也凭借自己敏锐的“新闻嗅觉”，取得了与之相印证的重要情报——这位记者就是当时华北局城工部地下党员、《益世报》采访部主任刘时平。
    蒋介石1948年10月17日飞到北平后，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奉聂荣臻司令员的指示，要求北平地下党了解蒋介石的动向。因为刘时平与傅作义的骑兵十二旅旅长鄂友三、华北‘剿总’爆破队长杜长城、国民党宪兵三团营长刘建龙都是绥远人，与鄂友三还是绥远一中的同学，而骑兵十二旅正派驻涿州练兵，所以这个任务最终交到了他的手里。
    于是，北平新闻界的外勤记者联谊会组织了一次到涿州的采访，回到北平后，10月23日晚，刘时平与鄂友三、杜长城、刘建龙三个绥远老乡饮酒欢聚。
    这三个人对“晋人治绥”特别是傅作义长期统治绥远极为不满，借着酒劲，鄂友三说：“委座有令，要老傅明天去端共产党的老窝。这次兄弟要大显身手了。”
    刘时平听后大吃一惊，忙于杯来盏去之中把情况了解清楚。第二天凌晨,刘时平又乘鄂昏睡未醒之际，亲自跑到西直门火车站，利用《益世报》记者的职业作掩护，通过了军警盘查，探明了杜长城所说的爆破队确实在装车待命，接着又在巧妙地弄清了列车的发车时间和方向后，向上级汇报了这一情报。
    第三条渠道的关键人物是赵龙韬。抗战胜利后，赵龙韬反对内战，主动为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滕代远提供情报，1947年11月，赵龙韬出任国民党北平联勤第五补给区少将副司令，根据北平地下党“学委”领导崔月犁的指示，赵龙韬与华北局城工部专门负责军事策反工作的王甦建立了秘密联系。
    原本，用地下电台发报是最快捷的，但不巧的是，此时甘陵情报组的王文密台，由于天线被隔壁一个可疑的人拉上一根线，担心暴露，报务员王文撤回了解放区。所以，只能用原始的办法人工报送。
    当时为了保险，甘陵把情报抄写了三遍，并缝在一件内衣里。10月23日中午，甘陵带着这件特殊的内衣，与情报组交通员刘之骥在中华门内小松树林（今毛主席纪念堂位置）接头。
    甘陵一边走一边对刘之骥逐字背下了情报要点。两人到达定兴县时，继续赶路已经来不及了！于是，刘之骥借定兴县**的电话，接通军分区。将情报报告给了华北军区。写有完整情报的内衣，其后也被送至华北局满城情报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