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有公司”倒闭之后，保密局的经费更加的入不敷出，郑介民才不管那一套，决定开始裁汰内外勤人员。过去戴笠在世时，只准进不准出的一套作法，一向被人看成参加军统便是拿到了铁饭碗，可以吃一辈子。这时，铁饭碗也随同戴笠乘坐的专机一样摔得粉碎了。
    郑介民的办法，不但准许任何人员请长假自谋工作，而且对一些资历浅一点、人事关系少一点、能力差一点的人员，更采用遣散与送往军官总队去转业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军统全盛时期，内外勤特务不包括武装特务部队便有近5万人左右。直接在军统局领取薪津的在后方有17600多人，在沦陷区有6000多人，海外各地有2000多人，其余半数则分散在各公开特务单位，不在军统局开支。
    胜利后，一些战时性质的机关相继撤消，这一大批过去不由军统开支的特务，这时又都回到军统请求另派工作。按照军统惯例，特务们在没有派定工作的“待命”期间，照样要发给生活费。这样一来，经费便更感到紧张，几乎月月要先向军需署透支。
    蒋介石对此也大伤脑筋，便同意采用汰弱留强及整顿经费等办法，准许动用一部分接收汉奸的财物珠宝之类东西，变价出售来发遣散费。对死亡了的特务的眷属，也一次发给一笔抚恤金之后，便不再负担他们的生活费。
    按照军统过去办法，因公死亡的特务遗属，每月或每年要发生活费或补助费，其子女入学，也由军统负担。10多年来，积累下来的遗属遗孤数以千计，这一笔开支也很不小，并且无法报销。这一次便发给约可维持3个月到半年的生活费之后，便不再置理。
    当时这些措施，在郑介民看来是他的得意之作。这种快刀斩乱麻的手法，的确可以使以后经费的收支渐渐上轨道，不会再和过去一样乱抓乱用。经过这次大肆整顿，情况是好了一些，但一些被遣散和被送到军官总队去的特务，以及拿到几个月生活费的遗属，却对此大大不满，到处充满怨恨之声。
    不过少数自动请长假离开的大特务，却又极力歌颂这一处置。因为他们大都已经腰缠万贯，戴笠不死，还天天在担心被人揭发，要出问题了想走也走不了；这样一来，正合了他们的心愿，可以无忧无虑地去享受下半辈子的清福了。
    而一些被遣散与送到军官总队去转业的人，由于他们平日与外间关系少，贪污敲诈得到的钱也不太多，并且因为来得容易，也花得痛快，满以为有此靠山何愁没钱可用。但是，当他们还在军统工作时，在社会上还有一批酒肉朋友，彼此互相利用，各方面还卖卖帐，等到他们离开之后，再去找这些朋友时，便都采回避敷衍的态度。
    例如一些担任检查工作的特务，当他们在水陆码头上耀武扬威的时候，一些轮船上的负责人和私车老板、运输商人，对他们真是恭维备至，一旦知道他们已离开了保密局而去找这些人想要点工作做的时候，态度立刻改变了，再也不和他们称兄道弟，有的还送上几文钱打发一下，有的干脆不理。
    这时，他们才感到离开保密局活不下去了，想再回来又不可能，做生意又没本钱，过去那种为所欲为的日子已不存在。
    当时保密局送往各地军官总队去转业的特务，前后达到两万人左右。到了军官总队去的人只能拿到有限的生活费，住在挤满人的宿舍里，吃着部队一样的伙食。这些过惯了舒服生活、花惯了钱的特务们，要他们过那种日子，莫不叫苦连天，怨声四起，再想见一见郑介民都不可能。
    当保密局大量裁减人员还正在进行的时候，弄得人心惶惶，不但被裁的人员感到不满，连被保留下来的一些人也同样不满。毛人凤在表面上虽不敢反对，但内心却是希望多保留一些。
    他同意特务们的说法，军统在抗日与**方面卖过不少气力，也死过不少的人，自命是抗日与**的有功之臣，不应当在抗日胜利以后和其他机关一样缩减人员。
    而郑介民却与毛人凤意见有些相反，他是主张多裁去一些没有多大作用的人员，减少一点费用，也减少一些毛人凤的权柄。毛人凤为了使被裁的人安心起见，提出被裁人员只算是暂时脱离军统工作关系，准许他们仍保留有组织关系，等将来扩大编制增加人员时有被优先派用的权利。
    经过这一明确规定以后，一些被裁的特务才比较安定一点，知道自己组织关系还保留着，将来还有机会可以回去，于是吵吵嚷嚷的情况也稍好了一些。当时为了多安置一些人到军统掌握的公开单位去，毛人凤一再亲自出马，向许多公开单位的负责特务进行说服工作。
    过去戴笠在世时，凡是军统所掌握的公开机关的人事安排，几乎全由军统局人事处统一调节，主管人员不能擅自任用私人。戴死后，情况马上变了。一些公开单位负责人对局本部命令大都阳奉阴违，出缺不上报而自己找人；对派去的人不是说没有缺额安插，便是推说资历不合而拒绝任用。
    为了扭转这一情况，只有用劝说的方式去进行，再不能和过去一样作硬性规定了。一些没有军官资历和不愿去军官总队的人，便采用推荐办法来安置。
    有些自己请求另谋工作的大特务找到了较好一点的工作，如张国焘活动到江西救济分署署长，黄荣华活动到广西救济分署署长，余乐醒活动到救济总署上海汽车管理处处长等单位之后，都有一些被推荐来的人请他们分别安置。对这么大一批人员的转业安置问题，经过两年多还没有彻底解决。
    在重庆的一些特务，经常跑到戴笠生前在中美合作所松林坡的一座别墅去痛哭，因为戴死后这里已被特务改为祀奉戴笠的“戴公祠”。
    另外那些一向靠军统抚恤过活的遗属，也很快把发给的一点儿钱花完。他们仗着自己的亲人曾为军统卖过命，戴笠在世一再答应养他们一辈子，他们便不管是谁负责，还是经常吵着要钱。毛人凤从保密局成立到逃往台湾，一直没有停止过处理这类问题。